多漂亮的演說家！他的講演中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有些像我們俄國的東正教的教義：您緊逼它，把它趕進最後的防禦工事，認為已經抓住了它；突然，它轉過頭來對您說：“錯了！我不是您認為的那個，我是另一個。”於是，它從您手中溜走了……耐心點！讓時間去決定吧。與保爾·布瓦耶先生的談話。（《時報》，1902年11月4日）
如果說，托爾斯泰如此這般地與自由派和社會黨人鬥爭，這並不是，遠不是，為了給君主專製政體留下自由的空間；相反，是為了把不安定的和危險的因素從軍隊中清除之後，讓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的鬥爭開展得更加如火如荼。因為他同樣認為自己在革命。但是，他的革命與革命者的革命在規模上完全不同：這是一位信奉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的革命，他對明天，或者今天的期待是聖靈的統治：
我相信在基督教世界孕育了兩千年的大革命開始於這個確切的時間，革命將以真正的基督教取代變質的基督教和由其引出的統治製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人人平等和真正自由的基礎，是所有具有理智的人所向往的。《一個世界的末日》。
這位預言的先知，他選擇什麼時刻宣告幸福與愛的新紀元呢？俄國最黑暗的時刻，災難和恥辱的時刻。創造性信仰的強大力量！信仰周圍一派光明，哪怕在暗夜。托爾斯泰在死亡中，在滿洲裏戰爭指日俄戰爭。——譯者注中，在俄國軍隊的潰逃中，在可怖的無政府狀態和階級鬥爭的血泊中，發現了更新的征兆。他的夢想的邏輯從日本的勝利中得出令人吃驚的結論，即俄國應該放棄任何戰爭：因為，非基督教民族在戰爭中永遠強於“已經跨越了奴性的服從階段”的基督教民族。這是為他的人民放棄嗎？不是，這是至上的驕傲。俄國應該放棄任何戰爭，因為它應該完成“大革命”。
1905年大革命，將使人類擺脫粗暴的壓迫，應該在俄國開始。它開始了。
為什麼俄國應該扮演上帝的選民的角色？因為新的革命首先應該彌補“大罪惡”，糾正有利於幾千位富人的土地壟斷，無數人的被奴役狀態，最殘酷的被奴役狀態“最殘酷的奴役源於土地被剝奪。因為一位主子的奴隸是單個人的奴隸；但是被剝奪土地權的人是所有人的奴隸。”（《一個世界的末日》，第七章）；而且還因為沒有任何人民像俄國人民這樣忍受這種極度的不公道其實，俄國處於一個特殊的環境。如果說，托爾斯泰的錯誤在於把俄國的情況擴大到所有歐洲國家，我們也不應該吃驚，因為他對身邊的苦難尤其敏感。參見《大罪惡》中，在圖拉的路上與農民們的談話。他們都因為缺少土地而缺少食物。他們心裏都企盼土地的複歸。俄國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托爾斯泰說，有一億人在地主掌控土地後吃不上飯。當我們為了解除他們的苦難，同他們談論出版自由、政教分離、全國代表，甚至八小時工作製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卑鄙地戲弄他們。
“那些像是在各處尋求改善人民大眾生活的人讓我們想起劇場的演出，當所有的觀眾完全看到了隱藏的演員，協助演出的演員也清楚地看到了，但他們裝作一無所知，雙方都在盡力地轉移觀眾的視線。”
沒有其他良藥，隻有把土地還給耕種者。為了解決土地問題，托爾斯泰竭力主張亨利·喬治的學說和他的土地單一稅。這是他的經濟福音書，他不知疲倦地回答這個問題，並經常在他的作品中把自己看作亨利·喬治，他甚至完全照搬亨利·喬治的原話。。
尤其因為俄國人民是所有民族中對真正的基督教最深信不疑的人民，而到來的革命應該以基督的名義，實現團結和愛的法則。然而，愛的法則，如果不以不抵抗惡為基礎，就不能實現。“不抵抗惡的準則是整座大廈的拱頂石。接受互相幫助的法則同時又不承認不抵抗的教誨，無異於建設穹頂時把它嵌在虛空部位。”（《一個世界的末日》）而這種不抵抗（請注意，誰從中看到托爾斯泰具有某些空想家特有的空想，誰就是錯誤的）是，而且向來就是俄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