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見托爾斯泰給美國一家報紙的電報：
“地方自治會活動的目標是限製專製權力，並且建立一個代議製政府。不論它們成功與否，其真正的結果都將減緩切實的社會改良。政治動亂，令人感到以外患的方法所做的改良是可怕的，阻止了真正的進步，這是通過所有立憲國家：法國、英國、美國的例子，我們可以確定的。”（《俄國的社會運動》。彼揚斯托克先生在《大罪惡》的前言中引用了這篇文章）
在答複請他參加平民讀寫促進委員會的一位婦女的又長又有意思的信中，托爾斯泰表達了對自由派分子的其他不滿：他們一貫進行欺騙的勾當，他們因為害怕而成為獨裁體製的幫凶；他們的參政使政府得到了一種道義上的好處，習慣妥協使他們很快成為政權統治的工具。亞曆山大二世說：所有的自由派為了名譽賣身，如果不是為了金錢。亞曆山大三世毫無風險地讓他父親的自由派的果實化為烏有：“自由派內部互相嘀咕說他們不滿意，但是，他們繼續參與司法，為國家服務，參與新聞；在報上，他們影射一切可以影射的東西，但對禁止說的話則閉口不言。他們登載人家命令他們登載的所有東西。”在尼古拉二世統治下，他們做同樣的事情。“當這個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懂的年輕人無恥而冒昧地回答人民的代表時，自由派人士指責他了嗎？根本沒有……人們對這位年輕的沙皇進行全方位的卑鄙的吹捧。”（《未發表的書信集》，第283—306頁）
主導他遠離自由派思想的是輕蔑。對於社會主義……它難道沒有自稱是建立在不知道什麼樣的經濟學的基礎上，而這經濟學的法則完全支配了世界的進步嗎！
托爾斯泰對科學十分嚴厲。他針對這種現代迷信寫過一些充滿諷刺的文章，“這些毫無價值的問題：物種起源、光譜分析、鐳的本質、數論、動物化石以及其他愚蠢的問題，人們如今對它們的關注就像在中世紀關注聖母懷胎，或者物質的二元性一樣”。他嘲笑“這些科學的仆人，同教會的仆人一樣，自己相信，還要說服別人相信他們在拯救人類，他們，和教會一樣相信自己的無謬性，他們相互之間從未達成一致，分裂成眾多小宗派，而且，他們同教會一樣，是粗野、道德無知和延緩人們擺脫遭受到的痛苦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們拋棄了唯一可以把人類聯合在一起的東西：宗教信仰。”見《戰爭與革命》。
在《複活》中，當上院審理瑪絲洛娃的撤判時，最反對重審的是一位達爾文主義者、唯物主義者，因為，聶赫留朵夫為了責任而願意娶一個妓女這件事情讓他內心不快：任何責任的表現比宗教情感的表現更讓他覺得是對自己的羞辱。
但是，當他看見新的狂熱的危險武器落入宣稱要使人類再生的人手中時，他的不安加重了，他的義憤爆發了。任何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傷心。而革命的知識分子和理論家讓他恐懼：這是害人的學究，傲慢而枯萎的心靈，不愛人類，隻愛自己的觀念。典型人物有《複活》中的諾沃德沃洛夫，革命者的頭目，他的過分的虛榮和自私荒廢了大智慧。沒有任何想象力；“完全缺乏產生懷疑的道德的和美學的氣質”。像影子一樣在他身後跟著的馬科爾，因為受侮辱和複仇的欲望而成為革命者的工人，他熱切地崇拜他不理解的科學，是盲目的反教權主義者和禁欲者。
在《還有三個死人》或者《神與人》中，我們還能找到新一代革命者的典型：羅曼和他的朋友們，他們蔑視舊的恐怖主義，聲稱要科學地實現他們的目的，將農民變成工人。（法譯本發表在被叫做《革命者》的那一卷中，1906年）
而且，是卑鄙的觀念。
……
其實，它沒有愛。它隻有對壓迫者的恨和對“富人們的甜蜜的、酒足飯飽的生活的一種醜惡的嫉妒：聚集在大糞周圍的蒼蠅的熱望”《列夫·托爾斯泰的生動的語言》，泰雷洛莫的筆記。（《革命者》，1906年，《社會主義》一章）。……歐洲的遊牧部落將以激增的力量撲向弱小的和原始的民族，把他們變成奴隸，以便讓歐洲先前的無產階級可以像羅馬人一樣，舒適地、悠閑地享樂。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