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封建統治者對小報的查禁，從北宋到南宋，史不絕書。曾經頒布過很多詔旨和法令。南渡以後，媒介管製稍有鬆弛，小報的數量激增，影響很大，最後發展到“以小報為主，以朝報為常”的地步，官方於是趕緊加強對小報的管製與控製，懲治也越來越重。然而從宋代一再申禁的事實來看，終宋之世，小報也沒有被完全禁絕。這充分顯示了小報這種媒介形態的製度效率。自元明而清，小報始終存在。清代的小報，主要見於清初的順、康、雍、乾四朝。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三月三日左都禦史揆敘在奏疏中所說的“近聞各省提塘及刷寫報文者，除科抄外，將大小事件采取寫錄，名曰小報”，是當時小報情況較為概括的介紹。盡管在清初提塘小報是公開存在的，被視為以科抄為主要內容的正式官報的一種補充，但從康熙末年起，提塘小報受到當局嚴密的注意和限製。當時曾經以上諭的方式禁止小報的發行，但沒有顯著效果。直到雍正乾隆兩朝一再查處以後，小報才被完全禁止。清代中葉以後，在一些城市還曾出現過一些隨時出版的單頁小報。這類小報沒有報名，沒有標題，沒有固定的刊期，內容往往是地震、洪水、幹旱等自然災害和政治、軍事方麵的重大突發性新聞，一事一報，印成單頁後公開發售。每份售價僅一至二文，其中有些還配有插圖。這些小報的出版受到了社會的歡迎，也引起了來華外國人的濃厚興趣。美國商人亨德（william，C.Hunter）的《古中國拾零》（Bits of Old China）一書中，就曾對他在廣州看到的這類小報作過如下介紹：“特殊事件如地震、災荒、戰爭及群眾非法暴動等，隻能靠單張的印件……這類報紙有時還有插圖。……有時你會聽見街上高聲叫賣新聞紙。我們在廣州知道的第一件新聞，是法船Navigateur號船長Saint Arrowman在1828年遭受海盜襲擊。還有英船Troughton於1835年1月在海南附近沉沒，都是從這單張新聞紙上曉得的。”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私人秘書參遜也在一封信件中介紹過某英國牧師在華北一帶看到這類小報的情況。方漢奇認為，這些小報具有較強的新聞性，雖然沒有定期出版，還不具備報紙的條件，但已經突破了舊式官報的模式和京報、轅門抄一類報紙壟斷當時報業的格局，受到了讀者的歡迎，成為中國人自己辦的近代報紙的先聲。以“小報”來對抗“官報”是中國媒介製度變遷中的重要傳統。從製度的變遷的角度看，小報的存在實際上是在官報之外提供另外一種製度範式。這種媒介從采編到運作製度都呈現出與官報不同的特點，它在官報的壟斷市場之外開辟了另外一個市場，以它的消息及時、便捷、靈活，能提供官報所不能提供的消息對官報構成了挑戰。小報的傳統在媒介製度變遷中的作用重大，它的存在其實代表了一種更有效率的製度形式，隻要有合適的機會，如官方的管製能力或管製意願降低，管製成本無法承受等，那麼它就能取代官報，在和官報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既然這樣一種製度形式是高效率的，它必然能夠長期存在，從諾思的成本收益理論分析，隻要發行小報所帶來的利潤比它麵臨的潛在風險要大，那麼小報是禁不了的，隻要有適合的製度環境，它就會取代另一種製度安排。
二、中國媒介製度變遷的百年傳統
晚清至民國，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格局正處於從一個中央集權的解體重新走向統一的過程中。在這一過程中，“分裂、割據與鬥爭”構成了時代主題，由於沒有任何一種政治力量有能夠壟斷製度的供給，所以這一時期的製度變遷表現出了激烈的衝突性與妥協性。政治上的多頭並立給了媒介以發展空間，思想上的百家爭鳴給媒介提供了舞台。從1840年至1949年這100餘年基本奠定了中國媒介的基本形貌：中國的官報、民報、外報並存而立。盡管傳統的集權主義媒介管製製度與管製方式並沒有完全消失，但無法壓製其他製度形式。各種黨派、各種政治團體，各種政治主張、各個利益集團都可以辦報。各種所有製形式、各種派別、各種類型的媒體都出現了，有的還大放異彩。百年間積累的報業傳統、報業理念十分豐厚，它通過曆史文獻、書籍、回憶錄、學校教育、媒體以及知識分子的自覺傳承，將這種傳統保留不來，並不斷複活，遷移至今天的媒介製度變遷現實中。在今天的新聞改革實踐中，晚清以來的這種多元的媒介傳統仍然影響著我們今天的媒介精英和社會精英，為中國的媒介製度變遷提供思想資源與選擇路徑。筆者認為，與千年傳統不同，中國媒介百年傳統中最為顯眼的是“新聞自由、媒介獨立的傳統”，“爭取新聞自由的傳統”、“媒介商業化的傳統”以及媒介競爭的傳統等等，當然，也存著人治管理、媒介黨爭、新聞造假等不良的傳統。但顯然，優秀的媒介傳統更能影響和激勵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