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形勢的逆轉使剛剛受到一些抵製的官僚主義和政治上的極左路線都得到惡性發展，隨後的1958年，在經濟建設領域出現了不顧實際的"大躍進"，大刮所謂"共產風"，反映在文學創作中便是發動"新民歌運動"，數以萬計的粗製濫造的"大躍進民歌"，絕大部分都是流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政治觀念的圖解，成為當時"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型產物。到這時為止，來自共產黨外的知識分子的批評力量幾乎喪失殆盡。不過，壓抑性的政治高壓並不能使知識分子停止思考，那些受難的知識分子麵對初露端倪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層麵上表達了自己的思考，尤其顯得難能可貴，盡管他們的聲音可能顯得很微弱。
在社會主義文化的這一體製化和調整過程中，作家們居於不同立場的選擇，在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中，體現了對現實矛盾的不同態度及不同表現方式。除了郭沫若、何其芳、賀敬之、劉白羽、楊朔等人的頌歌型詩文之外，還有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在特定的時代曆史條件下，直接以文學為武器，通過文學形象，積極參與現實政治，反映社會主義現實矛盾，力圖幹預現實生活的創作。劉賓雁的特寫《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王蒙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青年人》等作品是這一類創作的代表。另一種創作則大多出於已經被殘酷政治和思想鬥爭無情地置於敵對地位和社會底層的作家，如綠原、曾卓、張中曉等"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受難者。他們已經失去了為新中國及其人民唱頌歌的權利，也沒有了借助文學創作活動來參與政治、幹預現實的可能，因此，他們隻能以地下創作或私人寫作的方式來表達對個人遭遇和時代命運的思考。如果說綠原的《又一個哥倫布》還是將個人的受難經曆賦予民族的象征寓意，那麼，曾卓的《有贈》等詩作則更多地是從個人感受出發表達一個社會零畸者對樸素愛情的真摯讚美。張中曉則更是在貧病交困的絕境中仍然以片段劄記的形式，記錄著他對現實和人生的嚴肅思考。
但情況往往並不那麼截然分明，即使被時代潮流所摒棄的作家，也無法完全超越時代的共名，反過來也一樣，即使是那些在現實矛盾麵前閉著眼睛高唱讚歌的人，內心也未必沒有惶惑和愧疚。更多的情況則是第三種，即作家既想使自己作品回蕩著時代的主旋律，又要努力在時代的大合唱中發出個人的聲音，兩者之間的對峙，往往導致了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這種矛盾也會在文學作品中留下它的印跡。詩人穆旦雖然在50年代中期的"肅反"運動中已被列為審查對象，但在被打"曆史反革命"之前，還沒有失去公開發表詩歌創作的權利。他在1957年《葬歌》中就表達了個人麵對時代的複雜感受，"曆史打開了巨大的一頁，/多少人在天安門寫下誓語，/我在那兒也舉起手來：/洪水淹沒了孤寂的島嶼"，"但這回，我卻害怕：/'希望'是不是騙我？/我怎能把一切拋下？/要是把'我'也失掉了，/哪兒去找溫暖的家？"帶著這種矛盾與惶惑，詩人自然與當時的爭鳴運動有一定的距離，《九十九家爭鳴記》就是從這一立場出發，對"百家爭鳴"中的矛盾現象加以揭示和批評的諷刺詩，"我這一家雖然也有話說，/現在可患著虛心的病"，呼籲"在九十九家爭鳴之外，/也該登一家不鳴的小卒".詩人郭小川則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戰士"自許的郭小川，其五六十年代的創作總體上始終沒有超出時代共名的範疇，他的組詩《致青年公民》與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齊名，也同樣是那個時代精神的典型體現。但與賀敬之不同的是，他並沒有滿足於傳達時代的聲音，完全取消自己的個人聲音。雖然在理智上他並不懷疑個體對於曆史潮流的服從和投入，但居於獨特的體驗和思考，他開始了對個人意識與曆史潮流的複雜的離合現象的考察。抒情詩《致大海》、《望星空》和敘事詩《白雪的讚歌》、《深深的山穀》、《一個和八個》與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主題，即都是通過短暫的個人感情與曆史洪流的矛盾、遊離現象，表現個人與時代關係的複雜性。不過，麵對個人與外在時空的複雜對立和矛盾，作者主要表現的還是個人思想、性格和感情上的弱點，對個人的譴責或自我反省是詩人解決矛盾和對立的通常辦法，這種內在矛盾幾乎貫穿了郭小川的整個創作。這是詩學與政治、時代共名理念與個人人生感受相互矛盾、相互衝突的典型體現。
第二章 《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創作
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最初發表於《人民文學》1956年9月號，發表時編輯部對其有所改動16.王蒙創作這個短篇小說時才22歲，但已經是一個具有八年黨齡的"少年布爾什維克".他身為北京共青團市委幹部，在這篇作品的許多地方留下了個人特有的社會閱曆和思考的印跡，即在理想主義的陶醉中敏銳而朦朧地感受到一種潛藏在社會心髒部分的不和諧性。小說的文字清新流麗，講述了一個對新中國和革命事業抱著單純而真誠的信仰的青年人林震，來到中共北京市某區委會組織部工作後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小說發表後，在文壇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從當時特定的閱讀期待視野出發，人們一致認為，這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會主義條件下官僚主義作風的小說。作品圍繞組織部對通華麻袋廠黨支部事件的處理經過，相當成功地刻畫了一係列的人物形象，而在這些人物當中，劉世吾的形象的刻畫尤其受到重視和肯定。劉世吾的形象當時被認為是一個頗有深度的官僚主義的典型。他有一定的革命經曆，解放前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還負過傷；他也有相當的工作能力和魄力，富有經驗，懂得"領導藝術"，知道如何去把握工作重點，隻要一"下決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對工作缺乏積極主動的熱情，對那些有損於黨和人民利益的錯誤和缺點，有一種職業性的平靜甚至漠然。他自我解嘲是得了如炊事員厭食症一般的職業病，他對什麼都"習慣了，疲倦了"，一句"就那麼回事"成了他的口頭禪；小說還揭示了在劉世吾對事物冷靜理智的觀察和分析背後的世故與冷漠，如"成績是基本的，缺點是前進中的缺點，我們偉大的事業，正是由這些有缺點的組織和黨員完成的"等等。此外，"金玉其外"，"漂浮在生活上邊，悠然自得"的新生官僚主義者韓常新和蛻化變質的王清泉等更是作者在小說中直接抨擊的對象。在這一種閱讀和分析的視野裏，相對於對劉世吾形象的重視和爭議而言，對作為小說敘述人和主要人物的林震形象，雖然也有大致準確的把握，認為他是小說中與劉、韓等人物對立的中心人物，一個熱情單純，富有理想，朝氣蓬勃，正在成長的青年共產黨員的形象，但這一形象在小說敘述結構中的作用和與作品主題的關聯則明顯地存在被忽視的傾向。
從小說的文本實際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雖然具有揭示官僚主義現象、"積極幹預現實"的外部寫真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個人體驗和感受為原發點，通過個人的理想激情與現實環境的衝突，表現敘述人心路曆程的成長小說。主人公從一個小學教師的崗位，帶著一種"節日的興奮"來到組織部這個新的工作環境，結果卻發現這裏的情形與自己的想像有著很大的差距，一些領導幹部的官僚主義作風、革命意誌和工作熱情的衰退使他憤怒、疑惑，他為自己無法融合於這一環境而惶恐、傷感。與對外部衝突的再現相比，作者更注重對敘述人心理內部衝突的表現；甚至可以說，對心理衝突事件的精彩呈現，才是這篇作品的藝術獨特性所在；小說的主題和現實針對性也隻有在對其內部視角的分析中獲得更切實的理解。
主人公林震快樂、單純、富於青春的朝氣和理想的激情，他是懷著一種成長的渴望和焦慮來到組織部的，二十二歲的"生命史上好象還是白紙，沒有功勳，沒有創造，沒有冒險，也沒有愛情"，組織部是他走向成熟，實現人生理想的新的環境，而小說也正是以林震的心理體驗為視角，在事業功勳和愛情體驗這兩條線索上，通過麻袋廠事件的始末，展開對理想與現實之衝突的敘述。作品的第一章，林震剛來組織部報到，就出現了兩個人物，一個是"蒼白而美麗的臉上，兩隻大眼睛閃著友善親切的光亮"的趙慧文；一個便是常務副部長劉世吾，而劉世吾對他的第一次談話，恰該涉及了工作與愛情這兩個話題。而這兩個方麵相互交織、矛盾和衝突，對初涉人世的林震來說又都帶有"冒險"色彩。
從這個意義上說，劉世吾的形象在作品中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如果說蘇聯小說《拖拉機站站長與總農藝師》裏的娜斯佳是林震理想中的人生偶像，那麼在他具體生活境遇中，劉世吾象征了現實對理想的衝擊，或者是理想對現實的妥協。與對韓常新、王清泉兩個人物的簡單化、漫畫化的描寫相比，劉世吾在作品中是以林震的現實指導者的身份出場的，盡管林震始終對劉世吾的處世態度、工作作風抱有審視和批判的意識，但他們之間有很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劉世吾身上所具備的許多東西，如處事不驚的沉著、觀察分析的冷靜理智、傳奇般的經曆、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等等，都是林震並不反感甚至是欽佩的。和林震一樣，對於韓、王這樣的幹部，劉世吾在心裏也很反感，相反對林震則認為"你這個幹部好，比韓常新強".如果說林震對韓、王兩人的態度是明顯的反感和對立，那麼他對劉世吾的態度是十分複雜的，其中既有疑惑、質疑和批判，也包含了理解、同情甚至欽佩的成分，他的內心衝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體現在這裏。在小說中，林震與劉世吾的對話主要有四次，每一次出場，作者都沒有把劉世吾這個人物作單一化處理，尤其是第四次在小飯館的夜談，使劉世吾的性格心理及其演變軌跡獲得了較為完整和深入的體現。作者反複強調的劉世吾對文學作品熟悉與喜好，正表明這個人物的內心深處仍擁有一塊理想的田地，這種理想的激情也曾經使他衝動，而現在則被現實與理智牢牢地鎖在文學想象的角落裏了。這既使林震感到迷惑、惶恐和感傷，又引起他的警惕和質疑，他擔心自己的理想和激情是否也會被現實所磨滅，他痛苦地探問這種理想與激情是怎樣變得淡漠的。林震對劉世吾的審視和批判，包含了作者的嚴肅思考；而對劉世吾的超越也是他走向成熟的開始。所以，劉世吾的形象並不是"官僚主義者"這一概念可以概括的。至少，從劉世吾這一形象可以看出，揭示現實生活中的官僚主義隻是對《組織部來了個青年人》外在衝突意義上的概括，並不能完整地體現這篇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特性。與趙慧文的交往是林震心理曆程中的另外一條線索。作者暗示了林震對趙慧文朦朧的愛情意識，即"兩個人交往過程中的感情的輕微的困惑與迅速的自製".在作所呈現的外在衝突中，他們的相互理解的同誌，從某種意義上說，趙慧文是比林震先到一步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而在林震的內心衝突中，他與趙慧文的情感漣漪也是一個重要的側麵，在林震對現實的質疑、惶惑、孤立無援之時，有一雙憂鬱而美麗的眼睛注視著他，兩顆年輕的心來不及相互靠攏，就為幾乎是預設的"警告"所阻隔，林震在內心矛盾中對這份情感的克製，是愛情需要對事業需要的退讓，也是現實原則對內心欲求的勝利，最後所作的理智選擇同樣體現了他的成長。
50年代中期，新中國的生活剛剛展現它的魅力，周圍彌漫著早春的氣息，一切都充滿生機。但作家卻敏感地對此投出了懷疑的目光，他通過林震的內在視角，在兩條衝突線的交織中表現出：就在這一片生機裏，有一種可怕的惰性在蔓延，就在劉世吾那些據之有理的邏輯和成熟舉動的背後，有某種不可原諒、不能妥協的東西，他對之不滿甚至力圖反抗。盡管對於林震而言，鬥爭的對象似乎無處不在，有王清泉式、韓常新式的在明處；也有劉世吾式的象泥鰍一樣滑膩；鬥爭的過程中也不免要付出某種代價，但他偏偏以一種執拗的"幼稚"進行著力量懸殊的鬥爭，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至今還散發著青春激情的芬芳，也超出了對官僚主義揭露與批判的具體性，而體現出理想與激情的永恒魅力和對現實的審視批判意義。
當然，從小說在當時客觀效果看，人們從一開始就看重其對社會生活陰暗麵的揭露。實際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也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作家積極幹預生活，勇於揭示社會生活矛盾的一個嚐試，是現實戰鬥精神的一種體現。可是不久之後，小說卻被認為是"向黨猖狂進攻"的毒草，作者也因此被劃為右派，直到二十多年之後，小說才成為"重放的鮮花"，受到應有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