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及其思想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領域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他們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部分需要徹底變革。古典經濟學家的最重要和最著名的論點要麼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要麼隻有在經過重大的修正和補充後才能成立。對於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缺陷，奧地利學派和曆史學派觀點一致。但是，關於缺陷的最終原因，兩派觀點有根本的分歧，並因而展開了關於方法的激烈爭論。
曆史學派相信古典經濟學的錯誤的最終源泉是錯誤的研究方法，即幾乎完全抽象—演繹的方法，而在他們看來，政治經濟學應該僅僅——或者至少主要是——歸納的。為了完成經濟學的必要的變革，我們必須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必須放棄抽象而是專注於收集經驗材料——專心致誌於曆史和統計。
奧地利則相反，他們認為古典經濟學家的錯誤僅僅是經濟學的年輕時代的普通缺陷。政治經濟學是最年輕的學科之一，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它還要年輕，雖然它被過早地賦予了“古典”的名稱，它其實隻是個新生的胚胎科學。其它任何科學都沒有一下子被全部發現，即使最偉大的天才也做不到；因此政治經濟學也沒有全部被發現——甚至古典學派也沒有做到——也就不奇怪了。他們的最大缺陷在於他們是先驅者；我們最大的優勢在於我們是後繼者。我們比先驅者們多掌握一個世紀的研究成果，我們不必采用不同的方法，為隻需幹得更好。曆史學派主張理論應有盡可能多的經驗材料的支持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們賦予收集工作異常的重要性並且希望完全擺脫抽象概括或者至少將其置於後台卻是錯誤的。沒有概括就沒有科學。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大量著作是關於這個方法之爭的，其中Menger的《社會科學方法論》（Untersuchungenu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對於所涉及的問題的處理最為深刻和全麵。這裏應當指出，Menger提倡的“精確”——我們更願意稱之為“隔離”——方法，與“經驗—實在”方法一樣，絕不是純粹思辯的或者非經驗的，而是相反，全部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但是，雖然方法之爭是引起世人對奧地利學派關注的主要原因，可我們更願意把它看作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對於他們而言，重要的是改革實證理論。他們就像在前線一手持犁一手持劍的農民一樣，僅僅是由於他們的和平又有成效的勞動受到曆史學派的抨擊的幹擾，他們才幾乎是被迫地花費部分時間和精力捍衛其立場並且解決強加於他們的方法問題。
那麼，奧地利學派在實證理論領域中提出了什麼新主張呢？
他們的研究的與眾不同之處從價值論開始，其核心是著名的最終效用論。這個理論可以被濃縮為三個極其簡單的命題。物品的價值是隻有由擁有這些物品才能滿足的需求的重要程度衡量的。哪個滿足是取決於某個物品的可以非常簡單而且準確地通過考察不擁有該物品時哪個願望將得不到滿足而確定。此外，顯然，被物品決定的滿足不是物品實際用於的滿足，而是個人的全部財產能夠購買的所有滿足中最不重要的那個。為什麼？因為，根據實際生活中非常簡單而且確鑿無疑的審慎考慮，我們總是把財產的損失對我們的境況造成的損失轉移到最不敏感的地方。如果我們損失的是用於滿足較重要的需求的財產，我們不會犧牲滿足這個需求，而隻是犧牲其它滿足較小需求的財產來彌補損失了的財產。因此，損失就落到較小的效用上，或者說——由於我們自然會犧牲所有的滿足中最不重要的那個——落到“最終效用”上。假設一個農民有三袋穀物：第一袋，A，是用於維持生計的；第二袋，B，是種子；第三袋，C，是增肥家禽的。假設第一袋A被燒毀了。該農民會因此挨餓嗎？當然不會。那麼他會不會不種地了呢？當然不會。他隻需把他的損失轉移到最無關緊要的地方。他會用C袋的穀物烤麵包，不再增肥家禽。因此，真正取決於A袋燒毀與否的是可以替代它的最無關緊要的單位，或者如我們所說的最終效用。
眾所周知，奧地利的理論的這條基本原理一些其它經濟學家也持有。德國經濟學家Gossen在他的1854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宣布了它，但當時它沒有受到任何注意。以後，同一條原理幾乎同時在三個國家被三位互不相知而且不知道Gossen的經濟學家——英國的Jevons，奧地利學派的奠基人Menger，和瑞士人Walras——發現。一位美國的研究者J.B.Clark教授也非常接近了這個想法。但是我們認為奧地利學派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們運用這一基本思想於構造經濟學理論。最終效用的想法是專家用於理解經濟生活中的最複雜的現象並且解決經濟學中最艱難問題的開門咒語。在我們看來，奧地利學派的獨到的力量和特殊的意義正是在這個方麵。
萬物都歸於此：我們隻需在現代國家的高度發達和多樣的經濟中的複雜現象中辨別出最終效用定律如何起作用就行了。這麼做開始會很費力，但卻是值得的，因為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將依次遇到所有重要的理論問題，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問題將以最自然的形式出現，因而最容易解決。我們將舉幾個最重要的情形為例——至少在不深入細節的前提下盡我們所能——說明這一點。
最終效用定律的基礎，如我們所見，是出於認真細致的考慮作出的物品的特定替代。那些最易於舍棄的物品隨時會被用於填補更重要的地方的空缺。在有三袋穀物的農民的情形中，替代行為的因和果是很易於理解的。但是在高度發達的經濟關係中情況則複雜得多，因為物品的替換在方方麵麵都超出了同種替換。
第一個複雜之處是交換造成的。如果我們僅有的過冬外衣被盜，我們當然不會受凍，聽任我們的健康受損，而是會用原本要花在其它地方的20元再買過冬外衣。當然，然後我們會少買相當於20元的其它物品，而且我們當然會少買我們認為我們最用不著的；也就是說其效用——與上個例子一樣——最小的；總而言之，我們會舍棄最終效用。因此，取決於我們是否丟失過冬外衣的其實是最可放棄的滿足，在給定的財產和收入條件下，我們可能再有20美元時購買的滿足；通過交換替代，損失以及取決於它的最終效用被轉移到性質可能十分不同的其它滿足上。
如果我們仔細地深入考察這個複雜之處，我們就會遇到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之一：給定的物品的市場價格以及各人根據各自的不同需要和偏好對這些物品作出的主觀估價，與其財產和收入之間的關係。這裏我們隻能簡單地指出，對這個問題的完全的解決需要細致的研究，這個研究是奧地利學派最先開展的，而且下麵我們將給出他們得出的結論。根據他們的研究，物品的價格或者“客觀價值”是買主和賣主根據最後效用定律作出的對於物品的不同的主觀評價的結果，而且，價格與“最後買主”的評價十分接近。眾所周知Jevons和Walras也得出了類似的價格定律。但是，他們的表述有嚴重的缺陷，而奧地利學派最先彌補了這些缺陷。奧地利學派最先找到了擺脫過去的理論——即價格取決於供給和需求——中的循環論證。無可置疑，一方麵市場上的價格受到買主對物品的評估的影響，但另一方麵，同樣無可置疑，在許多情況下買主的評估也受到市場狀況的影響（例如，我們的過冬外衣如果能在市場上用10元買到就比用20元才能買到時的最終效用要小）；那些認為供需定律需要更加精確的心理學說明的理論家通常都陷入了循環推理。他們或多或少明確地用個人的評價說明價格，而且反過來，用價格說明個人評價。當然，這樣的解決不可能是真正科學的。奧地利學派最先通過上述細致的研究從根本上揭示了實質。
物品的替代性的第二個有意思和困難的複雜之處是由於生產：也就是說隻要有充足的時間，需要替代的物品可以被生產出來。正如上述情況中物品是被貨幣的使用替換的一樣，它們也可以直接被生產資料的轉化替代。但是，當然用於其它目的的生產資料就少了，而且和以前一樣，生產的必然的減少將被轉移到那些最易於放棄的被認為最沒有價值的那類物品上去。
舉Walras的例子：如果一個國家發現需要武器捍衛其榮譽或主權，它就會用原本用於其它不那麼重要的物品的鐵生產武器。那麼，生產武器給該國人民造成的後果就是他們損失了一些最不重要的器具；換句話說，損失落到生產武器所消耗的物質的最小效用或者最終效用上。
這一論點同樣導致以某種形式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最重要的理論原理之一。這條原理就是，那些可以隨意地不費力地複製的東西的價值趨向於生產成本。這條原理其實是最終效用定律在給定的實際條件下的特殊情形。“生產成本”不過是物品或者其替代品被生產出來所需的材料的總和。如上所述，物品的價值是由它們的替代品的最終效用決定的，因此，隻要替代品可以被隨意生產出來，產品的價值就必然與生產材料的最終效用和價值一致，或者如通常所說，與生產成本一致。
關於這種一致性的最終原因，奧地利學派有一個與過去的理論頗不相同的理論。過去的理論把成本當成原因——而且是終及原因——而把產品的價值當成結果來說明成本與價值間的關係；它假定，說明物品的價值這個科學問題隻有用作為“價值的最終決定”的成本說明才能令人滿意地解決。相反，奧地利學派相信這隻是全部說明的一半，而且是比較容易的一半。成本等同於物品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當生產資料（燃料，機器，租金，勞動力）上漲時並且由於此，成本也上漲；當生產資料的價值下降時並且由於此，成本也下降。因此，顯然必須首先說明生產資料的價值。有意思的是，當我們細致地貫徹說明時，它總是使我們看到，完成的產品的價值才是起因。這是因為，毫無疑問我們隻有當生產資料能夠帶來有價值的產品時而且正是由於此我們才賦予生產資料較高的估價。因此，因果關係與過去的理論所說的正好相反。過去的理論把產品的價值作為結果加以說明，而把成本——也就是生產資料的價值——作為原因，並且認為不必進一步說明。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發現：第一，生產資料的價值首先需要說明；第二，做出了這一說明而且理清了複雜的關係之網後，人們最終發現生產資料的價值才是結果，而產品的價值才是原因。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個論點許多讀者初看上去會覺得很奇怪。我們在這裏無法闡述它甚至無法澄清常見的一些誤解。我們隻提一點。在某些生產資料的真正因果關係出於某種理由顯而易見時，過去的理論也承認這條原理；例如，就表現為地租的土地使用的價值而言，AdamSmith指出土地產品的價格並不取決於地租的價格而是相反。同樣，沒有人會認為銅價昂貴是由於銅礦公司股票價格高昂；而是銅礦及其股票的價值在銅昂貴時也高昂。正如不可能一條河裏的水會向山上流而另一條河的水向下流一樣，不同種類的生產資料中的因果關係也不會相反。定律對於一切生產資料都是相同的。區別僅僅在於，在某些生產資料的情形中真正的因果關係很容易看出來，而在另一些情形中，由於情況複雜，很難看出來。在那些欺騙性的假象導致相反的說明的情形中也確立定律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之一。
也許這正是最重要的。每個政治經濟學家都知道生產成本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起多大的作用——在生產理論中不亞於在價值和價格理論中，在價值和價格理論中又不亞於在分配、租金、資本收益、國際貿易等等的理論中。可以放心地說，我們在說明經濟生活中的任何一個重要現象時都被迫直接或間接地訴諸生產成本。而這裏出現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用於說明其它現象的生產成本又在現象體係及其說明中處於什麼地位呢？它是不是個所有其餘的價值現象都圍繞著它轉動的固定的絕對的中心點？還是成本也就是生產資料的價值——雖然有種種矛盾的表象——是可變的、是被產品的價值決定的？
這個問題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意義就像托勒密體係與哥白尼體係之爭對於天文學的意義一樣。每個小孩子都知道太陽和地球在相互轉動，但今天人們不必成為天文學家就知道是地球繞著太陽轉還是太陽繞著地球轉。在產品的價值和生產資料的價值之間存在著同樣顯而易見不容置疑的關係。但是，任何想理解這一關係以及依賴於該關係的無數現象的人都必須知道是產品的價值決定生產資料的價值還是相反。任何想成為經濟學家的人都必須首先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幾乎被普遍采納的折衷行不通。在科學體係中我們不能一會兒說地球繞太陽轉一會兒說太陽繞地球轉。因此，任何人要是希望主張生產成本是“價值的最終決定因素”可以繼續這麼做；但是他會發現這麼做不像以前那麼容易了。我們將公正地期望他試圖說明源頭，用他的原理完滿一致地說明價值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價值的現象。也許，如果他認真對待這一任務，他會發現困難重重。如果他自己發現不了這些困難，他也必須至少考慮其它人在同一深度上遇到的困難——他們正是由於這些困難最終轉而試圖根據相反的原理說明價值現象。無論如何，經濟學理論的這一部分今後將得到比從前多得多的細心和深刻的研究，除非我們的科學想接受長期以來十分經常加諸它的汙蔑，即它是關於經濟事物的喧囂而不是真正的重要的科學。
成本與價值的關係問題其實隻是一個更加一般得多的問題——在生產同一個於我們有用的效用中的互有因果關係的物品的價值之間的關係的問題——的一個具體形式。能夠生產一件外衣的材料能夠提供的效用顯然等同於成品外衣將提供的效用。由此顯而易見，通過同一個效用對我們的處境產生影響的一個或者一些物品必然在價值上也處於規則的固定不變的關係。這一規則的關係最早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用清晰和全麵的形式表達；它以前隻是在“生產成本”的名義下以非常不令人滿意的方式得到過研究。然而，這個普遍的而且重要的命題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有意義的推論，卻從來沒有在關於成本問題的經濟學理論中得到任何關注。很常見，幾個物品同時結合在一起產生一個效用；例如，紙、筆和墨一起用於寫字；針和線用於縫紉；農具、種子、土地和勞動力一起用於糧食生產。Menger把處於這些關係中的物品稱為“互補物”（complementarygoods）。這就出現了一個既自然又困難的問題：這裏的共同效用如何分配到各個互補要素上？什麼定律決定每個要素的比例價值和價格？
這個問題的命運迄今一直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舊的理論根本沒有把它當作一般性問題，但卻被迫逐個決定潛在地取決於這個問題的許多具體問題。財產的分配的問題特別需要這樣的決定。鑒於好幾個生產要素——土地，資本，雇傭勞力，以及雇主本人的勞動——合作生產產品，因此各個要素應占價值的多少部分的問題顯然是上述一般問題的特殊情形。
那麼，這些具體問題是怎麼決定的呢？每個要素都由其自身決定，與別的要素無關，最後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過程是這樣的：如果要說明租金，那麼租金就等於支付了生產費用之後給土地剩餘的部分，這裏的生產成本包括所有其它費用——資本，勞動力和經理人員的利潤。這裏所有其它因素的作用都被認為是固定的或者已知的，而且土地被當作根據產品數量變化的剩餘量撇在一旁。如果隨後在另一章裏需要確定企業家的利潤，那麼人們又假定，把所有其它要素支付了以後的剩餘就是他的收入。這時候土地的租金又與勞動、資本等等一樣被視為固定的了，而企業家的利潤則被認為是隨著生產量上升或下降的可變量了。資本在第三章以完全一樣的方式被研究。Ricardo說，資本家得到的是支付了工資後的剩餘。似乎是為了嘲諷所有這些經典教條，最後，MrF.A.Walker先生說勞動者得到的是支付了所有其它要素之後的剩餘——麵麵俱到了。
很容易看出這些陳述是循環論證，也很容易看出它們為什麼如此。論者根本就沒有以一般的形式表述問題。他們有幾個未知量需要確定，他們沒有去抓住問題的關鍵探究普遍原理並且運用原理可以把共同的經濟後果分解為組成部分，而是回避基本問題——普遍原理的問題。他們把研究活動割裂開，並且在片麵的研究中每次研究某個量時把其它量當成暫時已知的。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僅僅幾頁前或幾頁後他們又把已知的當未知把未知當已知。
古典學派之後是曆史學派。如人們經常所見，他們采取可疑的傲慢態度，並且聲稱他們沒能力解決的問題是不可解的。例如，他們認為一般而言不可能說一個雕像的價值有百分之多少來自雕塑者百分之多少來自大理石。
其實，隻要正確地表述這個問題，即如果我們希望分離經濟的而不是物理的組成部分，這個問題就可解了。它實際上在任何一個合乎理性的企業中都被農業或工業企業家解決了；而理論隻要正確地仔細地反映現實就能夠發現理論答案。最終效用理論在這方麵最為直截了當。這是老調重彈。隻要正確地觀察每個組成部分的最終效用，或者說每個組成部分的存在或不存在會添加或減少什麼效用，隻要如此研究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解決據說不可解的問題。奧地利學派最早作出這方麵的努力。Menger和本文作者以TheoriederkomplementarenGuter（互補物品理論）為題討論了這個問題；Wieser以TheoriederZurechnung（貢獻理論）為題討論了同一個問題。尤其是後者，以令人欽佩的方式表明了應如何提出問題以及如何解決問題；Menger在我們看來則是興高采烈地指出解決的方法。
我們曾稱互補物品定律為成本定律的逆定律。前者澄清了從同時的起因——幾個因素產生同一個效用時的同時合作——中產生的價值，而成本定律則說明了從時間和因果關係順序——從接續的幾個因素的因果依賴性——中產生的價值。“通過前者，由協作的要素的相互的價值關係組成的複雜的網的網眼——這麼說吧，網眼的長度和寬度——就被澄清了；而通過後者我們澄清了網眼的深度；但是兩個過程都符合無所不包的最終效用定律，兩個定律都不過是對於特定問題的特定應用。”
做了這些準備之後，奧地利學派最終處理分配問題。這裏他們不過是把一般的理論定律應用於一係列特殊的問題，而這些一般定律是通過漫長的但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為人所知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都是生產的互補因素。它們的價格，或者說租金、工資和利率，都由那些決定生產資料的價值的定律和互補物品的定律的結合直接得出。奧地利學派關於這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我們這裏就不敘述了。即使我們想，我們也做不到在這篇文章中對他們的結論給出任何恰當的陳述，更不必說展開了；我們將僅限於給出對他們論述的問題以及——如果可能——他們的工作所賴的精神的簡要敘述。因此，我們將僅僅簡要地指出，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全麵的資本理論，在其中他們構建了新的工資理論，此外還重新解決了企業家利潤和租金的問題。借助於最終效用理論，最後提到的那個問題得到了簡單容易的解答，它證實了Ricardo的理論的實際結論並且在許多細節上都論證得更加細致了。
當然，決非最終效用定律的所有可能的應用都作出了。說它們剛剛開始更正確。這裏我們可以順便提一下，一些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試圖將該定律運用於金融領域，另一些人則運用於法學的某些困難又深刻的問題。
最後，與進一步的研究有關的是，人們克服了巨大的困難改進了科學必需的工具以澄清最重要的基本概念。如經常所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一個看上去極為平常簡單的領域作出了極大的改進和更正，而關於這個領域，幾個國家的文獻——例如英國的文獻——很少論及。我們指的是經濟品（economicgoods）的概念。Menger交給經濟科學一個邏輯工具，這就是既簡單又富有啟發的物品替代（Guterordnungen）的概念，這個概念在所有未來的研究中都有用。本文作者特別致力於分析一個似乎最簡單但卻是最模糊和誤用的概念：物品的用途（GebrauchderGuter）的概念。
相反，應用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剛剛開始由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討論。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他們不知道經濟生活的實際需求，更不意味著他們不想把他們的抽象理論與實際相聯係。事實正好相反。但是隻有先建好房子才能布置房間，而隻要我們仍忙於建立理論的框架，我們就不必投身於同樣消耗時間的大量的實際問題。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有我們的觀點，我們講授它們，但我們目前所寫的文章幾乎全部都是關於理論問題的，因為這些問題不僅是基本問題，而且曆史學派對他們的長期無視還必須得到彌補。
那麼，說這許多到底有什麼意義呢？一些人談論關於商品、價值、成本、資本和其它問題對於經濟科學本身有意味著什麼呢？到底有沒有意義呢？在回答這些問題時，由於我們本人屬於被討論的這群人，我們感到有些尷尬。因此，我們必須限於陳述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作為整體是什麼樣的人，正在試圖做什麼；而其它人可以判斷他們是否成功。
他們苦苦追求的是經濟學理論的一種複興。舊的古典理論，雖然在當時很值得景仰，卻隻是一些相互間關係不明確的而且與人類科學的基本原理之間的關係也不明確的一些片段認識。我們的知識最多隻能是修補，而且永遠將是如此。但就古典理論而言這個特征尤為顯著。先輩天才的洞察使他們發現了紛雜的經濟現象中的一些規律，而且，雖然困難重重，他們也試圖理解這些規律。而且他們也都或多或少地從表麵深入到了原理中。但在某個深度之外，他們無一例外地迷失了方向。無疑，古典經濟學家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所有的說明必須被追溯到哪一點——人們對其自身利益的關注，這種關注並沒有受到利它動機的幹擾，仍然是所有經濟行動的最終的驅動力量。但是由於說明的中間項——人們在確定產品的價格、工資、租金等等時的實際行為應該與對效用的關注的基本動機正是通過這一中間項聯係起來——的某個狀況，這個中間項一直是錯誤的。這個狀況是這樣的。一個與世隔絕的人隻和物品打交道；而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我們必須與物品還有我們——通過交換、合作等等方式——獲得我們所使用的物品的人。當我們成功地表明我們的處境與物質產品之間存在的關係以及我們對待我們的處境的態度要求我們如何對待這些物質產品時，與世隔絕的人的經濟就得到說明了。而為了說明現代經濟，顯然需要兩個過程：第一，和與世隔絕的人經濟的情形一樣，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利益與外在物品的關係；第二，我們必須試圖理解當我們的利益與其它人的利益糾纏在一起時我們據以追求我們的利益的定律。
沒有一個人會認為這第二個過程不複雜——古典經濟學家也不會。但是他們嚴重低估了第一個過程的困難。他們認為人與外部物品的關係沒有什麼需要說明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沒有什麼需要決定的。人們需要物品滿足其欲望；人們想得到物品，並且根據他們的效用賦予其不同的使用價值。這就是古典經濟學家關於人與物品的關係所知道的和教導的。盡管交換價值從AdamSmith到Macvane先生的時代一直被廣泛地討論和說明，但人們通常不考慮使用價值，而且經常還說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無關。
但事實是人與物品的關係決不是這麼簡單和單一。最終效用的現代理論在生產成本、互補物品等方麵的應用表明我們的境況與物品的關係可能有無窮的方麵，而所有這些方麵都對於我們是否用該物品交換其它物品有影響。古典理論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缺陷正在這裏；它試圖表明我們在與其它人的關係中如何追求我們的物質利益，但它卻未能徹底地理解利益概念本身。自然這些說明的嚐試都是不連貫的。說明的兩個過程必須像機器的兩個齒輪一樣匹配。但是，由於古典經濟學家對第一個齒輪的形狀和嵌齒應該是怎樣一無所知，他們當然無法正確地構造第二個齒輪。因此，在一定的深度以外，他們的說明就都成為一些陳辭濫調了，而且這些說明在其推廣中是錯誤的。
這就是理論的複興的必然的出發點，而且由於Jevons及其追隨者以及奧地利學派的努力，複興已經開始了。對於一切複雜的經濟學說明必然最終導致的經濟學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那部分，我們必須用真正的科學研究取代不夠專業的隻言片語。如果我們想正確地理解發達的經濟秩序的全貌，我們必須細致地研究局部。這是一切科學都或遲或早達到的轉折點。我們開始時毫無例外地總是考察最重要的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忽略細微的日常現象。但是，總有一天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宏觀世界的複雜和不解之謎在最小的顯然也是最簡單的要素上以更加奇特的方式發生——這時我們明白我們必須在對微觀世界的研究中發現理解宏觀想象的鑰匙。物理學家最早研究天體的運動；今天他們卻最多地致力於分子和原子理論，而且我們現在在自然科學中最寄希望於化學的細節帶來通向對於整個科學的最終理解的重要進展。在有機世界中，最高度發達的最龐大的有機體一度引起人們的最大興趣。今天，人們感興趣的是最簡單的微生物。我們研究細胞和阿米巴蟲的結構，到處尋找細菌。我們確信在經濟學理論中也是如此。最終效用理論的意義不在於它比眾多的其它的早期的價值理論更加正確，而在於它標誌著對經濟現象科學中的那個關鍵的轉折點的逼近。它表明了在表麵上看來簡單的人與外在物品的關係中存在極為複雜的關係；這些複雜的關係背後存在不變的定律，發現這些定律需要研究者付出心血；但在發現過程中，對人在與它人的經濟關係中的行為的研究也就大部分完成了。屋裏點亮的蠟燭照亮了屋外。
當然，對於許多自稱為政治經濟學家的人來說，發現在他們一直辛勤耕耘的領域之外要增加一個新的領域——一個廣闊的而且需要大量勞動的領域——可能會使他們感到吃驚、不便和不快。一直以來用“供應和需求”或者“成本”的陳詞濫調說明價格現象多麼方便啊！現在，突然間，這些支柱倒塌了，我們被迫大大深化基礎，而這需要大量艱苦的勞動。
不論是否不便，我們的唯一選擇是做那些前輩們忽略了的工作。古典經濟學家們的熟視無睹是情有可原的。在他們那個時代，一切都是新的和未被發現的，隨便在哪裏做科學研究都會帶來豐碩的結果。但現在不同了。首先，我們是後來者而不是先驅者，我們沒有先驅者的優勢：要求更高了。如果我們不想繼續落後於其它科學，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學科中引進我們現在還不具備的嚴格的規範。我們千萬不可洋洋得意。當然，每門科學中隨時都可能有錯誤和遺漏發生；但是我們的“體係”仍然充斥著陳腐的膚淺的錯誤，這類錯誤隨處可見是一門科學處於原始階段的確鑿標誌。我們的研究在觸及實質之前就迷失在煙霧之中；我們的研究在遇到困難時立即變得空洞無物；最重要的問題甚至還沒有被表述；我們毫不掩飾地循環論證；不僅在同一體係中，甚至在同一章節中，都有關於同一個問題的相互矛盾的理論；我們被混亂模糊的術語引向顯而易見的錯誤和誤解——這一切失誤在我們的科學中頻繁發生，幾乎成了特征了。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其它科學的遵守嚴格規範的代表人物懷著遺憾看待許多政治經濟學的著名著作，並且否認政治經濟學具有真正科學的性質。
這種狀況必須而且應該改變。在過去40年間主宰了整個德國的曆史學派在這方麵沒有做任何事。相反，由於它對“抽象”推理的盲目恐懼以及它的廉價的懷疑——它在經濟學的幾乎每一個重要方麵都宣稱問題是“不可解的”而且發現科學定律的努力是毫無希望的——，它一直極大地阻撓了這方麵的微薄努力。我們並沒有忽視他們在在提供經驗數據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但未來將公正地表明他們如何出於片麵的熱情在一方麵做了許多而在另一方麵損害了許多。
但是古典學派和曆史學派忽略了的奧地利學派今天正在努力完成。他們在戰鬥中並不孤立。在英國，自從Jevons以來，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的同事和追隨者正在進行他開創的與奧地利學派相似的研究；而全世界有很多的研究者由於受到Jevons和奧地利學派的激勵，最近都接受了新思想。荷蘭文的文獻幾乎完全是這類研究；它們在法國、丹麥和瑞典也開始為人接受。他們在意大利和美國的文獻中逐日傳播；甚至在曆史學派的老巢德國，新思想一寸一寸地在與曆史學派的抵抗鬥爭中奪取著陣地，現在已經占據了強大又有影響的地位。
難道這個有如此的吸引力的趨勢隻是個錯誤嗎？難道它不是來源於經濟學的需要並且滿足了這個需要嗎？這個需要長期被錯誤的方法壓製，但最終人們依然感覺得到——這就是對真正的科學深度的需要。
門格爾，卡爾
卡倫·I·沃思（KarenI.Vaughn）
卡爾·門格爾同W·S·傑文斯（W.S.Jevons）和裏昂·瓦爾拉（LeonWalras）一起，是以邊際效用分析的共同創立人之一而著名於世。由於這點，他可以算作是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他也被公認為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奠基人，在他的著作之後的一個世紀開創了經濟思想的別具風格的傳統。
門格爾出生於加利齊龍的紐—桑迪茲，這地方原是奧地利的一部分，後來劃歸波蘭。他的前輩大多是文官或武官。門格爾的父親是位律師，卡爾起初在維也納大學（1859—1860年），後來在布拉格大學（1860—1863年）學習法律和政治科學。他在克拉科夫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不久便開始新聞記者的生涯。他先後在倫貝格和維也納工作，當時他的主要興趣是奧地利的經濟和財政問題。1871年，門格爾進入奧地利行政部門。1871年是他的處女作德文版《經濟學原理》問世的一年，此書後來以同名譯成英文版。他提交這本著作謀取維也納大學法律和政治科學係的任教資格。結果，他成為一位“無薪大學教師”，並辭去行政部門的職務。1873年，他被委任為特聘教授，開始了他的漫長而十分成功的學術生涯。1876年，門格爾被任命為奧地利魯道夫（Rudolf）王儲的家庭教師，並用了兩年的時間隨從王儲旅行了德國、法國、瑞士和不列顛諸島。回國後，他重新執教，1879年他擔任了政治經濟係主任。他任教到1903年，那年63歲，便過早的退了休，集中精力完成他從《經濟學原理》開始的論文撰寫。1921年，在他過了8l歲生日後的第3天，辭別了人間，他的研究計劃仍未完成。他有一個兒子卡爾（Karl）繼續從事他的事業。
《經濟學原理》
當門格爾的《經濟學原理》問世時，他31歲，是位新聞記者，當時委派他采訪受人尊敬的奧地利行政機構的“部長會議主席團”。幾位傳記作家說，在門格爾當新聞記者的年代中，就漸漸對經濟學感興趣，因為他覺察到，當時的經濟理論似乎解釋不了當時的經濟事件，他因此想親自找出經濟學法則。從《經濟學原理》的內容來看，顯然，門格爾在學生時期對經濟學課程的興趣決非淺嚐輒止。他一定深入和廣泛地閱讀了經濟學說史，因為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引用了範圍很廣的較早期的思想家論述的經濟問題。他們有亞裏士多德（Aristotle），中世紀學者杜爾哥（Turgot），斯密（Smith），李嘉圖（Ricardo），德國曆史學家以及同時代的社會主義者。門格爾通曉經濟思想史可以從他一生收藏的豐富圖書得到佐證，也可以從他收藏的經濟思想的多數主要著作中有他作過深入研究的印記得到佐證。
門格爾的明確目的是想說明他的價值論能夠以統一的方式滿意地解決以往思想家提出的所有經濟理論問題。他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勞動價值論，他認為該理論用來解釋價值和價格不僅不正確，而且也不能按要素價格本身的條件對要素價格作出統一的解釋。不過，門格爾還認為自己有責任澄清關於價值的謬論，澄清亞裏士多德關於交換是等量價值交換的錯誤觀點，資本本身是生產性的錯誤觀點，以及澄清貨幣必須根據有別於其他物品的原理進行解釋的概念。事實上，《經濟學原理》的每一章都包含駁斥某些早期的學說，或其他需要正確的價值理論去闡明的學說。
門格爾撰寫該書部分是為了針對古典經濟學，也是針對德國的學者，他們一方麵拒絕古典經濟學，一方麵也整個拒絕人們能夠對經濟現象提出科學理論的觀念。然而，從門格爾的分析方法出發是不可能進一步深入下去的。所以，他的部分目的便是向德國經濟史學家解釋，科學的經濟理論是可能的，同經驗的現實是可以相符的。為此，門格爾“懷著尊敬心清”將《經濟學原理》奉獻給德國老曆史學派的重要人物D·威廉·羅雪爾（D．WilhelmRoscher）。
在門格爾看來，使經濟學統一的中心原理是價值現象。隻有解釋了價值源泉，才能理解價值的一切具體表象。但是，為了建立適當的價值理論，門格爾必須準備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對門格爾來說，這意味他的書要花頭兩章的篇幅（62頁，書主體部分的1/4），詳盡討論商品，尤其是經濟商品的含義。雖然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這似乎過於詳細，但門格爾作為一位革新者，希望在建立他的理論的堅實基礎時不把任何東西視為當然。在人們能夠理解經濟價值的真正含義之前，必須從有用物品的概念，轉到商品概念，轉到經濟商品的概念。既然所有經濟理論都離不開這個概念，他必然認為，最重要的是保證讀者能理解論證的每個步驟。
所以從一開始，我們就可看到門格爾研究經濟理論的特殊方法。“一切事物都受製於因果法則”（《經濟學原理》第51頁）。經濟理論是發現和解釋事物和人類價值之間因果關係的實際運用。因此，他開門見山地說，世界上有許多有用的東西，但使有用的東西具有“商品特征”，人們必須認識該商品及其滿足需要的能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具有使物品滿足需要的力量。（門格爾指出，商品可以是具體的東西，或者可以是無形的關係，例如商號、版權，或商譽，這是個非常現代化的見解。）在門格爾寫作中有一個反複出現的基調：人必須擁有知識和力量。經濟生活是環繞獲得知識和力量而建立的；物品和滿足之間因果關係的知識，技術生產關係的知識，貿易機會的知識，“經濟”價格的知識，商品質量的知識，以及最佳運用人的知識的力量。
商品之間因果聯係的知識使人們能夠按照它們滿足需要的關係排列商品。有直接滿足需要的能力的商品（消費品），門格爾稱之為“一階商品”。通過補充性商品能轉換成一階商品的，間接滿足需要的商品，門格爾稱之為“較高階商品”（投入品）。而且，較高階商品不以自身衡量其價值，而是從一階商品獲得它們的“商品特征”，這個見解後來使門格爾形成對勞動價值論批駁的基礎。
在第一章建立了一般商品的概念之後，門格爾繼續在第二章解釋經濟商品的概念。門格爾關於經濟商品的定義對現代讀者是完全熟悉的；但門格爾論證他的論點的方法卻為人鮮知。門格爾將人們的嚴格的經濟化活動看成發生於隨著時間推移的全麵計劃而活動的過程。他提出，人們必須估計他們對各種商品的需要，同時估計在特定時期實現他們的消費計劃所可能得到的商品數量。門格爾把他們所估計的需要稱為“必需品”，這一概念尚無現代詞彙與之對應，雖然施蒂格勒（Stigler，1941年，第140頁）曾認為，必需品是足以使邊際效用達到零的商品的數量（人們能夠合理消費的所有經濟商品）。因此，經濟商品便是其可得數量少於人們所需的商品。
必需品的概念對於門格爾的論證是重要的，因為有了這個概念他便能夠討論人們怎樣獲得關於必需品及商品數量的信息，以及在麵臨不確定性時怎樣計劃消費。在這個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到，門格爾並沒有假設已知的效用函數在固定的約束條件下達到最大化。雖然他最終從字麵上解釋了同標準模型相一致的經濟化行為，但門格爾所感興趣的問題是，人們怎樣設法估計他們隨時間推移的必需品，以及他們怎樣計劃去滿足。他們的計劃活動不僅要求他們要估計以目前嗜好和偏好為基礎的未來需要，而且還要考慮到他們的需要會以意料不到的方式發生變化。而且，他們的計劃活動也包含改變可得商品數量的計劃。因而，計劃既是生產計劃，也是消費計劃。隻有確定了隨時間推移的人類計劃的重要性之後，他才能在已知資源約束限度內就最大化滿足這一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化行為展開討論。
所以，對門格爾來說，經濟化是個兩步驟的過程，第一步在一已知未來不確定情況下估計其可能需要，收集商品可能獲得量的信息，然後製訂滿足人們的必需品的一般計劃，第二步才是實際上的經濟化，它是以某一時刻最後的實際需要和可得數量為基礎的。
門格爾關於經濟商品的討論具有豐富的相互聯係的見解。在這一章中，他說明了非經濟商品怎樣變成經濟商品（通過人口增長，人類需要增長，隨著文明進步的知識進步一闡述了公共商品（商品），從一般意義上是經濟商品，但以人們將其當成非經濟商品這一方式提供的），同時說明了私有財產的起源和作用（保護富人所有的經濟商品不受無產者的掠奪）。隻有財產“才有可能實際解決由於對所有經濟商品的需求和可得數量之間的距離而必然在我們中間出現的問題”（《經濟學原理》第97頁）。這章還討論了不同商品質量的經濟含義。他把討論經濟商品的部分篇幅用於討論個人財富——屬個人支配的經濟商品的全部總和——的性質，以及國民財富的性質——國民財富這個難以捉摸的概念，隻能準確地描寫為“通過交往和貿易聯係在一起的綜合財富”（《經濟學原理》第112頁）。
最後，在完成詳細的基本工作之後，門格爾在第3章展開了他的價值理論。由於門格爾的徹底的主觀價值概念，他一直被稱為“心理學派”的成員。然而，這個主觀價值觀不是像傑文斯那樣的主觀效用論。商品之有價值不是因為它們向個人提供各種數量的效用，而是因為它們提供各種對各個人有不同層次意義的用途。這個差別對讀者似乎是小的，但對理解價值的估定過程，卻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差別。“價值對我們是重要的……當取得個別商品或一批數量商品時，我們意識到為滿足我們的需要，有賴於對它們的支配”（《經濟學原理》第115頁）。價值是人們對商品重要性作出的評價，它依附於商品的具體單位，而不依附於抽象效用。價值論的問題在於解釋不同商品間價值的差別。
門格爾分兩個階段展開它的價值論。首先，他使用數字圖表，說明人們為滿足特定需要而熱衷獲得更多的商品的這一要求，將隨著更多的商品的獲得而下降；另外，他把獲得遞增數量的各種商品同相聯係的遞減的滿足相比較，解釋了為什麼一個人在完全滿足了他對食品的願望後，他會滿足例如他對雪茄煙的某些願望。事實上，門格爾的表格是戈森（Gossen）的第一和第二法則的生動例子。門格爾使用數字也許給人印象，即他把效用解釋成一種基本的可知的數量。然而，這個印象會立即消散，因為他指出，他的圖表僅僅說明一般的心理原則，不意味要在字麵上接受它。而且，他解釋道，他的圖表隻描寫估值的特殊情況——單一商品提供單一滿足的情況。更重要的情況——單一商品有多種用途——則更為複雜，要求更多的討論。有趣的是，惟有從下麵更複雜的例子出發，他才清楚地陳述了邊際價值遞減的原理。
當某種商品，例如若幹袋糧食或若幹桶水，能用於許多不同用途時，頭一批商品將用於該商品的最重要的用途，繼後的商品則投放於愈來愈不重要的用途。門格爾於是總結說，任何一袋糧食的價值相等於同最不重要的用途相聯係的滿足，如果某一袋糧食給取走，它的最小用途也將得不到滿足，這樣表述的邊際效用遞減完全沒用數學的比喻。
門格爾從他的價值論中立即得出兩個含義：關於寶石一水的悖論容易得到解決，因為已知它們的有關數量，邊際單位的水在多數情況下沒有用途，而邊際單位的稀少寶石有很重要的滿足願望，勞動價值論明顯不正確。
“因而，商品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既不是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或其他商品的數量，也不是商品的再生產所必需的數量，而是我們意識的有賴於所支配的商品所獲得的滿足的重要性的大小。這個價值決定原則是普遍有效的，而且在人類經濟中找不到例外情況”（《經濟學原理》第145頁）。
這一看法是門格爾的理論中最重要的理論含義之——較高階商品的價值取決於相應的較低階商品的預期價值。事實上，一個投入品的價值相等於如果該投入品不可使用時會放棄的滿足。注意，這與其說是要素價值的邊際生產率論，不如說是完全同他的主觀價值論相一致的“邊際效用產品”論。
盡管門格爾對較高階商品的價值有這些評論，他並未建立現代意義的生產理論。但是，他觀察到，如果全部生產及時發生，而且所使用的商品的階次愈高，那麼，所獲得的最終滿足總是愈遙遠。人們能夠增加產量的惟一途徑是“延長他們有遠見的活動時期，在這期間必須以他們進步到更高價商品的相同程度去拓展他們的活動”（《經濟學原理》第153頁）。這個建議便是龐巴維克（Bǒhm-Bawerk）建立他的生產期理論的基礎，該理論曾引起19世紀末一場大爭論。門格爾還指出，經濟進步的限度是人們對同一滿足的評價目前大於將來的程度。後者被奧地利經濟學家稱為“時間偏好”。門格爾相信這是人們持續的和有限的壽命的結果。沒有時間偏好，人們會預期無限的資本積累。注意，時間偏好是對於資本積累為什麼有限度的解釋，而不是對資本為什麼要積累的解釋。
門格爾最聞名的是他的價值理論及其高階商品的含義。他的交換和價格理論不那麼出名，也未受到高度重視。這令人遺憾，因為價值理論之後的幾章同樣在經濟學上有著豐富的見解，值得現代讀者密切注意。可預料，門格爾的交換理論是從他的價值論推導出的。他的出發點是亞當·斯密（AdamSmith）的這段論述：人們具有“實物交易，易貨交易以及一物交換另一物的傾向”，門格爾認為這一論述站不住腳，因為它並未解釋人們從事的具體交易，也未說明人們交易活動的限度。人們做交易不是因為有這樣做的傾向，而是因為有改善他們福利的理性願望。人們尋求貿易機會是為了以較小價值的東西交換有更高價值的東西，因而，交易對貿易雙方的價值都是生產性的。經濟學家要解決的問題是決定貿易的限度，當雙方都不再堅持獲益時，便達到限度。
雖然門格爾的貿易理論相當規範，但他關於在有限的貿易中交易成本重要性的最新討論卻不那麼規範。這些“交換的經濟損失”（《經濟學原理》第189頁）之產生，是因為人們和他們的占有物在空間和時間上是分離的，他們必須要湊在一起貿易才發生。有時，這些經濟損失很大，使得潛在的生產性交易始終不能發生。市場中介（包括企業家）的作用是通過更新知識和改善市場組織，減少貿易的經濟損失。企業家將潛在的貿易者帶到一起，中介者的收入來源是他的活動帶來的滿足的所得。交易成本的思想以及市場“中介人”在降低交易成本中的作用，在50年代再次為人們發覺。
門格爾的交易理論導致他發展他的價格理論。這一章實質上觸及了目前價格理論中標準的命題，但它以獨特的方式提出。在這章的開頭，門格爾便說，同某些較早期思想家的信念相反，價格不是交換的基本特征。雖然價格可以直接觀察到，它卻是交換的真正基本特征即貿易的效用利益的派生物。價格僅僅是“各個人經濟之間的經濟均衡的征兆”（《經濟學原理》第191頁）。這裏不應當誤解關於交換是包含等量價值的交換。如果情況是這樣，人們寧願逆轉交易，因為這裏無利益或許還有損失。但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我們看不到這樣“可顛倒”的貿易，因為貿易不是等量價值的交易，而是對貿易每一方有不同的主觀價值的交易。因而，價格理論不是建立交換的等價物的理論，而是尋求解釋為什麼人們拿出特定數量的商品交換另一種特定數量的商品的理論。
門格爾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已很普遍，即根據市場中交易者的數量。但他不采取把許多買者和賣者作為常規以及把各種壟斷視為偏離，而是以最簡單的兩方交易（“孤立交易”）的例子為起點，然後進展為各種壟斷模型，最後達到“雙邊競爭”的案例。使用此種進展不僅為了分析上的簡化，他認為這是曆史實際形成的貿易方式，壟斷終將讓位於愈來愈競爭的條件，對此，他提出了若幹曆史例證加以說明。
在孤立交換情況下，價格將在兩個交易者的邊際效用所確定的範圍內得到實現。從理論上說，實際價格是不確定的，但門格爾認為，在多數情況下，無論哪一方都沒有特別的成交能力，他們將同意一個多少能給他們以平等的效用利益的價格。
在這個基礎上，門格爾進展到一個壟斷者向幾個競爭買者提供單一商品的案例。在這個案例中，由於最急切的買者和下一位最急切獲得商品的強烈需求，價格會下降的幅度便縮小了。
向許多競爭性買者壟斷供應若幹單位的某種商品的案例則更為有趣。假定已建立了統一的價格：
“價格的形成產生於兩個等價物確定的限度之內，一個是，一單位壟斷性商品對於最小渴望和最小能力進行競爭而仍然參與交換的個人的等價物；另一個是，一單位壟斷性商品對於個別最渴望和最有能力進行競爭但在經濟上被排除在交換之外的競爭者的等價物”（《經濟學原理》第207頁）。
一個重要含義是，壟斷者提供出售的數量愈大，為了推銷全部數量，根據購買力和渴望交易的程度，他必須愈要屈尊尋找各層次競爭者購買壟斷商品，因而一單位壟斷商品的價格將會愈低（《經濟學原理》第207頁）。這樣，門格爾建立了價格一數量的相反關係，這個關係在經濟思想引進邊際主義之前，經濟學家就已經設想過了。
在門格爾的方法中，有趣的是，他強調價格形成的過程同樣不考慮市場條件。由於購買者的效用，壟斷者的行為受到了限製，就像競爭者也受限製一樣。根據市場條件變化而變化的是賣者的政策。壟斷者為了按更高價格出售少數產品，很可能會執行限製供應政策，或者他們會執行視買者情況按不同價格出售不同數量的政策。但是，供應某一產品的競爭者，不可能發現這些政策對他們有利，因而，在雙邊競爭情況下，人們會預期價格要低些，供應的數量會更多些。
關於門格爾是否在《經濟學原理》中提出價格決定的均衡理論，存在一些爭論（施特賴斯勒（Streissler），1972年；賈菲（Jaffe），1976年）。可以肯定，他的推理方法包含了在任何既定市場內的某種潛在的均衡價格，他甚至說道，均衡價格不時會被觀察到。均衡價格是按這些價格進行交易的“經濟”價格，它是經濟化行為的結果，此時無人能按另一種價格取得更多。接著，他闡述了反映充分“經濟形勢”的價格，“經濟形勢”一詞似指更廣泛的經濟均衡。但是，同樣正確的是，門格爾並未闡述過處在瓦爾拉式的嚴格一般均衡的經濟。確實，由於實際生活本身存在嚴格經濟行為的障礙，尤其是知識不完全性的障礙，門格爾會覺得瓦爾拉式的一般均衡在原則上是達不到的。人盡力而為，隨著經濟進步，人的盡心盡力會得到更多改善，但瓦爾拉式的一般均衡概念同門格爾的推論方法是不相幹的。下麵討論門格爾的方法論時，這點會看得更清楚。
再下麵兩章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以及“商品理論”，一方麵包含對市場組織的幾個有趣的討論，同時又稱得上是很重要的最後一章“貨幣理論”的前奏。在“商品”一章中，門格爾把商品定義為意在銷售的物品，然後討論具有其特性的商品的不同程度的可銷售能力，並討論市場組織。他引出的觀點是，將貨幣定義為所有商品中最有可售性的，這是他最後一章的出發點。
門格爾並未在《經濟學原理》中建立貨幣的價值理論。雖然他確實強調過持有預防性的貨幣餘額的重要性，但是對門格爾來說，最重要的問題是貨幣怎樣會存在，它起到什麼作用。這是他在《經濟學原理》以及在後來談方法論的著作和1892年寫成的兩篇論貨幣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問題。從現代角度來看，門格爾的討論中有兩個特別有趣的特征值得注意。第一，門格爾說明貨幣的起源所使用的方法，使人聯想起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推理，尤其是亞當·斯密（AdamSmith）的“無形的手”（雖然，蘇格蘭啟蒙運動著作家是門格爾的推理的直接來源這說法值得懷疑。事實上，在某一點上，他還批評了亞當·斯密對經濟和社會製度的太機械和理性化的觀點（《調查》，第177頁）。據門格爾的看法，貨幣產生於個人自利行為，是為了通過交易實現他們自己的目標，而不是專門為了建立一個諸如此類的貨幣商品。第二，因為貨幣的產生是人們行為的非意識的副產品，它不是政府創造的。
門格爾關於貨幣起源過程的敘述是他那通過貿易的經濟化行為理論的直接延伸。在亞裏士多德之後，門格爾指出在物物交易情況下，人們麵臨尋找貿易夥伴的困難（所謂“雙重需要的巧合”問題）。理性的人很快認識到，物品有不同程度的可銷售能力。例如，一頭牛要遠比定製的鞋可銷售，因而，人們懂得，如果他們用較少可售性的物品交換到不能直接滿足他們的需要但有更大可售性的物品，他們將在易貨中更成功地換到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最後，門格爾推理說，會有某一種商品出現作為最可售的商品，人們將總願意接受它，用於交換其他物品，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出售它換取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將不會遇到麻煩。這個最具可售性的商品後來便成為貨幣。雖然具體的貨幣商品因社會而異，在最發達的國家，貴金屬成了貨幣商品，因為它們有合適的特征：它們的可攜帶性，可分割性，稀少性，等等。
顯然，按照這個理論，貨幣不可能為政府所創造的，因為政府是自然演進的社會機構。政府能夠宣布貨幣商品為合法貨幣從而加強貨幣商品的司接受性。在這一方麵，門格爾的理論意味著解決了貨幣理論中幾個曠日持久的爭論。當人們認識到貨幣商品的價值相等於貨幣的價值（小輔幣除外，因為把資源用於鑄造十足分量的輔幣是不經濟的），而且知道了實際商品與人們已接受的標準相一致，與商品發展水平相一致，這樣唯名論者一唯實論者的辯論便解決了。當人們明白貨幣最初雖發源於人類選擇的自然過程，但政府在加強貨幣的可接受性方麵仍起作用時，商品—法令的辯論也解決了。
門格爾討論經濟現象起源不僅在最後一章。通篇《經濟學原理》門格爾都有誌於確定經濟現象的起源和含義，一般通過描述隨時間演變的經濟現象表達其含義。埃裏希·施特賴斯勒（ErichStreissler，1972年，第430頁）把門格爾的《經濟學原理》封為率先提出經濟發展理論的第一部著作，不免過分。評論這觀點要花許多筆墨。門格爾的主題之一是在《經濟學原理》中談論這個經濟發展。評論這觀點也要花許多筆墨。門格爾的主題之一是這個經濟的可獲得性。經濟發展具有的特征是在商人之間有更好的交往，更複雜的貿易製度，更多更好的商品，以及人們更大能力確定“經濟”價格。
如果我們記得門格爾怎樣看待人類的困境，或許我們能夠更好理解門格爾的觀點。他最初陳述的人是對環境一無所知，對（有限）未來也是不確定的。人必須在這個困難的世界裏製定滿足他的需要的計劃，對他首要的幫助是他的學習能力。文明的進步無非是減少無知和建立製度機構以便應付不確定的未來的過程。斯密強調勞動分工和資本積累是國民財富之源。門格爾強調更新知識優先於增進財富。確實，“愈益理解事物和人類福利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是進步的明證（《經濟學原理》，第74頁）。
方法論
雖然門格爾的《經濟學原理》完全得到承認，並終於在他的祖國奧地利獲得很大影響，但是，他的理論受到他最希望說服的聽眾——德國曆史學派的批評，或更準確地說，受到該學派的冷漠和忽視。雖然曆史學派的較老成員，如克尼斯（Knies）、羅斯徹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能理解古典經濟理論，並想用詳細的曆史研究來彌補其不足，這個曆史研究的宗旨就是使他們能夠推斷出經濟事件的經驗的規律性，但是，較年輕的德國人，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則完全拒絕這個理論。他們堅信不可能有科學的經濟理論這回事，他們還堅持把經濟看成一個連同政治、法律和慣例一起的有機的整體。門格爾的新理論則被認為不僅不正確，而且無用。對於門格爾來說，此種騎士式的屏棄當然使他滿腹怨氣，因為門格爾確信自己發現了解開所有神秘經濟現象的鑰匙。
門格爾要在德國推廣他的新理論成為方法論基礎的努力無甚進展，他便於1875年開始寫作他的第二部著作《關於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的方法的調查研究》。這本書在1883年出版，實質上是為經濟理論辯護，並說明經濟理論同曆史方法的關係。門格爾的雄心是，這次要吸引德國學術界的注意。這一次他成功了，不幸的是，他吸引來的注意力卻是對他著作的否定。古斯塔夫·施穆勒對《調查》的評論是特別的冷漠無情。這激起門格爾作出反應，1884年寫出激情的小冊子《曆史主義的錯誤》。在這本小冊子中，門格爾放棄所有誠意和解的企圖，用哈耶克（Hayek）的話，“無情地攻擊施穆勒的立場”（哈耶克，1981年，第24頁）。如果是這樣，施穆勒則從未發現這個攻擊，因為他一字不讀地把書退回給門格爾，並在自己的雜誌上寫了最後一篇尖刻反擊門格爾的文章。
這場交戰被人們稱為方法論之戰，這場論戰在當時似無明顯的勝者，當然也沒有解決對立的觀點。不過，門格爾的立場最終在相當大程度上同發生於下一世紀的方法論發生變革的經濟學更為接近，雖然在德國，門格爾的方法論及以他為核心的學派，仍然被排除在大學課程之外，一直到20世紀。
德國人用非常敵對的態度來歡迎門格爾的《調查》，這在某種程度是令人驚訝的。因為門格爾根本沒有打算取代曆史學派的方法，他的《調查》倒是有意識地把曆史一經驗方法的許多特點融合為更加全麵的一般方法論（雖然必須承認，在討論曆史學派的錯誤觀點時，門格爾的語調不總是真誠的）。門格爾把經濟學分成三部分：曆史—統計部分，研究經濟現象的個別性質和個別聯係；理論部分，研究現象的一般性質和一般聯係；以及“國民經濟的實踐科學”，為國民經濟領域采取適當行為確定基本原則，用現代術語來說即經濟政策部分（《調查》，第38—39頁）。門格爾為他的這個想法辯護道，科學既要求現象的個別（或具體）方麵的知識，也要求現象一般（邏輯）方麵的知識。可以這樣設想，曆史學派的方法適合調查經濟現象的具體方麵，而經濟理論則為理解一般方麵所必需。門格爾把事物的一般方式稱為類型，把關係的一般方式稱為典型。
門格爾辯護說，經濟理論具有科學性質，盡管它的規律不像某些其他科學那樣嚴格。門格爾認為，所有科學都顯示出不同程度的嚴格性，“具有絕對嚴格自然法則的自然科學的數目也是很少的，盡管如此，隻顯示經驗規律的科學，其價值是不容置疑的”（《調查》，第52頁）。經濟科學闡述準確的規律，但是在現實上對這些規律的觀察受到反映這些規律的事件的複雜性的妨礙，也受到進行觀察的人類行為的非經濟目標的衝擊。因而，人們決不能以指出相反的經驗例證來否定經濟學的準確規律。這樣的步驟也許類似於用衡量三角形邊長的辦法來驗證幾何學法則。總之，經濟規律不如某些其他科學那樣嚴格的事實，同它的科學性質並不相關。
經濟科學的問題是找出典型事件的因果規律，即使這些規律反映在複雜的現實中。因而，有必要“弄清一切真實事物的最簡單的因素，正因為這些因素是最簡單的，它們必須被認為是嚴格典型的”（《調查》，第60頁）。因而，適當的步驟應當以經濟現象的最簡單因素為起點，從這裏開始研究經濟規律，更為複雜的人類現象便是這些最簡單的因素通過這些規律形成的。門格爾稱這為“因果一遺傳”方法。顯然，經濟理論的最簡單因素是人類評價，從這裏出發可以形成實際社會生活可觀察到的更為複雜的經濟關係。雖然門格爾並不把這個方法稱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是，從他關於精確方法的討論，及他後來對超越了有機方法的批評來看，他顯然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者，這意味他從選擇個別人類評價和結果的角度出發來解釋經濟現象。
門格爾使用“現實的一經驗的”方法同精確分析方法相對照的例子，是特別有趣的，因為它澄清了關於他使用均衡結構的爭論點。他宣稱，精確方法可以用來預測“經濟價格”，即使人們在現實社會中很少觀察到真正的經濟價格。價格是“經濟的”有四個標準：（1）個人完全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2）人們對於他們的目標及達到目標的手段有完全的知識；（3）他們充分了解經濟形勢（完全明白出售的數量以及按何種價格出售）；以及（4）他們有根據他們的知識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來行動的自由。不難想象，根據這些要求這是個完全競爭狀態，以完備的知識和完全自由進出市場使經濟人能充分實現均衡價格。但是，雖然預示經濟價格的規律是真實的和精確的，經濟價格在經驗上的表現形式卻視情況不同而不同。事實上，門格爾曾說過，如果建立“經濟”價格所要求的所有情況在現實社會中都能完全滿足的話，那確實令人驚奇。真實價格會偏離經濟價格，“現實的一經驗的”方法的作用便在於發現真實價格偏離經濟價格的程度。但是，“現實的一經驗的”方法必須以經濟價格的精確理論作為出發點。
雖然門格爾堅持，要理解經濟現象，必須要有經濟學的精確理論，但很清楚，他並不認為經濟學是門通用科學。經濟學提出精確規律，但僅屬於人類行為的子集。有人指責他對人類經驗的想象太狹窄，他在回答時強調，要充分理解社會現象，必得求助於人的精確的科學整體性，也得求助於人的行為的曆史性。他還謹慎地指出，他假想的經濟人——完全由自利所驅使的人——是個虛構，並未抓住其真實行為。政治經濟理論“教導我們用精確的方式去注視和理解經濟人在努力爭取他們的物質需要的供應時，人類自利行為的各種表現”（《調查》，第87頁）。但這隻是理解人類生活的一個特殊方麵，絕不是惟一的方麵。
對經濟理論的批評之一，也是門格爾試圖要回答的一個指責是，純理論忽視了發展的現實，忽視了經濟生活的變化以及不能說明實際經濟現象的有機性質。門格爾一方麵原則上承認經驗方式和嚴格類型及時實現的轉變的重要性，同時他相信解釋這種轉變的方式總要借助於精確理論。事實上，議論有機發展的那些人恰恰沒有覺察到在社會組織中製度變化的一個最重要的來源。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門格爾闡述了貨幣是個無意識的社會秩序的起源理論。在《調查》一書中，門格爾把他的理論抽象概括為囊括許多不同的社會方式。而曆史學派對曆史發展的強調則要求一個發展理論，這個理論解釋各種製度機構是怎樣從人類企圖改善他們自己的福利的無意識的結果中產生的。
門格爾認為，真正要研究的問題是要發現，“在沒有直接打算建立福利的共同意誌的情況下，這些為共同福利服務並對其發展有著極為重要意義的製度機構怎麼會產生和存在”（《調查》，第146頁）。他引用諸如貨幣、法律、語言、市場、社會起源等社會製度以及國家本身的例子，回答說，追求經濟利益的個人會以這種方式向他人提供溢出效應，即加深他們對潛在優勢的了解或提高他們逐利的能力。我們知道，人們為了交易，為了克服物物交換的困難，必須要有一種更可售的商品，貨幣才得以產生，當具有不同能力和不同專長的個人定居於新的地方時，新的市場點形成了，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有更好的市場發揮他們的才能。當相互毗鄰的家庭決定為了他們的利益要聯合一起時，國家便自然出現。門格爾爭辯道，這種社會組織多數不是有意識計劃的結果，而是人類意在實現其他更富於個人目的的無意識的結果。這便是社會科學的有機發展的性質。
門格爾討論“有機的”秩序（或哈耶克後來稱之為“自發秩序”）使人特別感興趣的是，他不僅描述了這些秩序，而且還對它們怎樣能形成提出了簡明的理論分析。在他的貨幣起源的理論中，他談到，某些個人將會比其他人更快地認識到獲得更可售性商品的好處，因為這會幫助他們更接近他們自己的目的。不是每個人都會立刻發現間接交換的好處，但他們將很快學會的，因為“啟發人們獲得經濟利益的最好手段，莫過於使他們領悟到以正當手段獲得成功的人的經濟成功之處”（《調查》第155頁）。不必要費大力氣便可把門格爾的理論解釋為描寫有機秩序的發展，它是以經濟人的利益為動機通過模擬去發現和傳播新信息的過程。門格爾關於無意識的有機製度的理論，是將經濟學的有機的和發展的分析方法同經濟科學的精確規律相協調的一個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