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
奧地利學派的曆史地位
1．起源
所謂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始於1871年的不大的著作。人們習慣於探究環境對於天才的成就的影響。人們希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把天才的成就歸因於他的環境的作用以及他的時代和國家的思想氛圍。不論這個方法在別處如何成功，它卻不適用於那些其思想對人類產生影響的奧地利人。BernardBolzano，GregorMendel，和SigmundFreud沒有受到他們的親戚、老師、同事或朋友的啟發。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他們同時代的同胞和祖國的支持。Bolzano和Mendel在就他們的領域而言可謂是思想沙漠的環境中從事他們的工作，而且他們去世後很久人們才意識到他們的貢獻有多大。Freud首次在維也納醫學聯合會報道其主要思想時遭到了嘲笑。
人們可以說Menger發展的主觀論和邊際論是有其根源的。有幾位先驅者提示過這個思想。此外，大約在Menger寫作並出版他的著作的同時，WilliamStanleyJevons和LéonWalras也寫作並出版了闡述邊際效用的著作。雖然如此，無疑他的老師、朋友或同事都沒有關注過激發Menger的興趣的那些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我們告訴他我們年輕的維也納經濟學家在非正式的但卻是定期的聚會上討論經濟學理論的問題時，他說：“我們在你這個年紀時，維也納沒人關心這些。”直到19世紀70年代末，不存在“奧地利學派”。隻有CarlMenger。
EugenvonBöhm-Bawerk和FriedrichvonWieser從未跟隨Menger學習過。他們在Menger作為私人講師（Privat-Dozent）授課前就完成了在維也納大學的學業。他們是通過研究《原理》向Menger學習的。當他們在德國的大學裏特別是Heidelberg的KarlKnies的討論班呆了一段時間後，他們回到了維也納並且出版了他們的第一本書，然後他們分別應聘於Innsbruck大學和Prague大學。很快，一些參加過Menger的討論班並且受到他的影響的更加年輕的人也加入進來。外國人開始稱這些人為“奧地利人”。但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名稱是後來才用的，是他們在1883年Menger的第二本書《社會科學方法論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UntersuchungenüberdieMethodederSozialwissenschaftenundderPolitischenOekonomieinsbesondere）出版後與曆史學派的爭論公開化時才使用的。
2．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奧地利大學
奧地利內閣（Menger曾在70年代早期——在他於1873年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助理教授之前——任職於其新聞部門）是由自由黨的成員組成的，他們主張公民自由，代議製政府，所有公民在法製下的平等，穩定的貨幣，以及自由貿易。70年代末，自由黨被教會、捷克和波蘭的王公貴族和各種斯洛伐克民族黨的聯盟排擠。這一聯盟反對自由主義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直到1918年Habsburg王朝解體，自由主義者使得皇帝在1867年接受的憲法以及受其製約的基本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有效。
在這些成文法所保障的自由的氣氛下，維也納成了新思想的先驅者的中心。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奧地利與歐洲思想是隔絕的。維也納——更不用說奧地利的其它省份——沒有人關心西歐的哲學、文學和科學。當Leibniz以及後來DavidHume去維也納時，沒有當地人對他們的工作感興趣。[1]除了Bolzano，19世紀下半葉沒有一個奧地利人對哲學或曆史學作出過任何重要的貢獻。
但是，當自由主義者擺脫了阻礙思想的鐐銬，當他們取消了書報檢查製度並且廢止了宗教事物協議（concordat，即對教會承諾不發表違背基督教義的言論的協議——譯者注）之後，優秀的知識分子們都聚集到維也納來了。一些來自德國——例如哲學家FranzBrentano和律師兼哲學家LorenzvonStein和RudolfvonJhering——，但大多數來自奧地利省份；還有一些是維也納本地人。這些人之間沒有一致意見，他們的追隨者之間也沒有。前多明哥派修士Brentano開創了一條最終導致Husserl的現象學的思路。Mach闡述了一種導致了Schlick、Carnap以及他們的“維也納小組”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Breuer，Freud和Adler以一種完全不同於Krafft-Ebing和Wagner-Jauregg的方式解釋了神經官能症現象。
奧地利“信仰與教育部”（MinistryofWorshipandInstruction）對這些努力很不信任。從80年代早期，該部門的內閣部長和官員就是從最可靠的保守黨人和敵視所有現代思想和政治製度的人中選擇的。他們對在他們看來是“外國時尚”的東西隻有鄙視。他們恨不得禁止大學接觸這些新奇事物。
但是行政權受到大學在自由思想的影響下獲得的三項“特權”的嚴格限製。教授們是公務員，和其它公務員一樣，必須服從上級即內閣部長及其助手的命令。但是，他們的上級沒有權利幹涉在課堂和討論班上講授的內容；在這方麵，教授們享有人們經常談論的“學術自由”。不僅如此，部長有義務——雖然這種義務從未明白無誤地表率過——在任命教授時（更準確地說是在建議皇帝任命教授時）服從相關學院的意見。最後，還有私人講師（Privat-Dozent）製度。發表了學術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他所在的學院承認他作為他的學科的自由的私人教師；如果學院同意他的要求，仍然需要部長的批準；事實上，在Schuschnigg統治之前，這種要求總是得到批準。如此批準的編外講師不是國家公務員。即使他得當了教授頭銜，他也不從政府拿薪水。一些編外講師能夠靠他們自己的錢生活。大多數得靠其它工作。他們從選課的學生那裏收取的學費在多數情況下是微不足道的。
學術活動如此安排的後果就是教授會在學校的管理方麵具有幾乎無限的自治。經濟學在大學的法學與社會科學學院（RechtsundstaatswissenschaftlicheFakultäten）講授。在大多數大學裏有兩個經濟學教授職位。一旦出現空缺，一群律師——至多還有一位經濟學家——將選擇繼任者。可見，決定是由非經濟學家作出的。可以認為這些法學教授的動機是不懷惡意的。但是他們不是經濟學家。他們必須在兩個對立的學派——奧地利學派和德意誌帝國的大學裏講授的所謂“現代的”曆史學派——之間作出選擇。即使沒有政治和國家的偏見擾亂他們的判斷，他們也不可避免地對德意誌帝國的大學教授們稱為“奧地利”的學派有所懷疑。從來沒有什麼新的思想方式起源於奧地利。奧地利的大學在1848年革命以後以德國大學的模式重新組織之前是一無所成的。對於不熟悉經濟學的人而言，“奧地利”這個形容詞用於一個學科使人立即想起反改革（theCounter-Reformation）和Metternich的黑暗時代。對於一個奧地利知識分子而言，沒有什麼比他的國家重新陷入過去的思想愚昧更大的災難了。
CarlMenger,Wieser,和Böhm-Bawerk在方法之爭在奧地利公眾眼中作為“現代”科學與奧地利的“落後”之爭出現之前就應聘於Vienna,Prague和Innsbruck。他們的同事們對他們沒有個人的敵意。但是隻要可能，他們就試圖把曆史學派的人員從德國引入奧地利。那些世人所謂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在奧地利的大學裏是多少有些勉強地被容忍的外來者。
3．奧地利思想界的奧地利學派
在自由主義的偉大時代，法國和德國大學的更引人矚目之處不僅是向新一代的專業人士提供圓滿履行其職業所必需的教育。它們還是文化中心。它們的一些教師在全世界聞名並且受到敬仰。不僅拿學位的普通學生聽它們的課程，而且許多在專業領域、工商界或者政治領域活躍的功成名就的人士也來聽課——他們隻希望獲得思想的滿足。這些外來者在技術意義上不是學生，他們聚集在——舉例說——巴黎的Renan、FusteldeCoulanges和Bergson的課上，柏林的Hegel、Helmholtz、Mommsen和Treitschke的課上。受過教育的公眾對學術界的工作有認真的興趣。精英人士閱讀教授們出版的書和雜誌，參加他們的學術團體並且熱切地關注會議上的討論。
這些隻用業餘時間從事研究的愛好者之中有一些已經遠遠超越了不求甚解的程度。
現代科學史記錄了許多這類光榮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德國第二帝國時代唯一引人注目的——雖然不是劃時代的——對經濟學的貢獻來自一位忙碌的公司律師，Frankfurt的HeinrichOswalt，而他寫書時該市沒有大學。
在維也納，大學教師與有文化的公眾在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初葉也有密切的聯係。當老一代大師們逝世或者退休後不那麼偉大的人接替了他們的位置後這種聯係就開始消失了。這個時期，維也納大學的檔次以及維也納的文化的顯赫被一些私人教師維持並且提升。傑出的例子是心理分析。它從未從任何官方機構得到任何鼓勵；它在大學之外茁壯成長而且它與學術界官僚機構的唯一聯係就是，Freud是擁有毫無意義的教授頭銜的編外教師。
由於奧地利學派的創始者們最終得到了承認，在維也納人們對經濟學的問題有活躍的興趣。這一興趣使得本作者得以在1920年代組織私人討論班（Privat-Seminar），建立經濟學會（theEconomicAssociation），成立奧地利工商業循環研究所（theAustrianInstituteforTradeCycleResearch），後來更名為奧地利經濟研究所（theAustrianInstituteforEconomicResearch）。
私人討論班與大學或任何其它機構毫無關係。一個月兩次，一群學者，包括幾位編外講師，在我們的奧地利商業部的辦公室裏聚會。大多數參與者都屬於在第一次世界大國後開始學術研究的年齡段。另一些人年長一些。他們都因為對於人類行動科學（thesciencesofhumanaction）的全部領域的強烈興趣集合到一起。他們爭論哲學、認識論、經濟學理論以及曆史研究中的各種問題。私人研討會於1934年我們被任命為瑞士日內瓦的國際關係研究生院的國際經濟關係教授時中斷了。
除了RichardvonStrigl——他的早逝不幸地終止了他卓越的科學生涯——和LudwigBettelheim-Gabillon——我們以後還要說到他——，私人討論班的所有成員都在奧地利之外作為學者、著作者和教師找到了適合的領域繼續他們的工作。
在精神領域，維也納在1860年代初議會的建立到1938年納粹入侵奧地利之間的歲月裏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幾個世紀的荒蕪和冷漠之後突然出現豐收。衰敗在納粹入侵之前許多年就開始了。
在所有國家和曆史上所有時期，思想的探索總是少數人的工作，也隻能為少數精英理解。多數人懷著仇恨和輕蔑——充其量以無所謂的態度——看待這些偉績。在奧地利，在維也納，精英特別少，而群氓及其領袖的仇恨特別惡毒。
4．作為奧地利內閣成員的Böhm-Bawerk和Wieser
經濟學不受人歡迎的原因是它對特權的後果的分析。人們不可能反駁經濟學家的論證：一切特權都損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隻有在政府答應也給他們特權時才會容忍它，然後，當每個人都獲得特權後，沒人賺了而是所有人都賠了，因為勞動生產率必然會普遍下降。但是，經濟學家的告誡卻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沒有特權就不能在市場競爭中得勝的貪婪的人們視而不見。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比其它人群體得到更有價值的特權，或者能夠至少在一定時期裏組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補償性的特權。在他們眼裏，經濟學家隻是企圖破壞他們的計劃的搗亂者。
Menger，Böhm-Bawerk和Wieser開始其科學研究時，他們並不關心經濟政策的問題以及用古典經濟學反駁幹預主義。他們認為他們的使命就是將經濟學理論置於堅實的基礎上並準備完全致力於此。Menger全力反對奧地利政府——與那個時代的其它政府一樣——采取的幹預主義政策。但是他相信他隻能夠以在書和文章中以及在大學教學中闡述好的經濟學的辦法致力於使政府回到好的政策上來。
Böhm-Bawerk於1890年加入奧地利財政部。他曾兩次在看守內閣短暫地做過財政部長。1900到1904年間他是ErnestvonKörber內閣的財政部長。
Böhm-Bawerk任職的原則是：嚴格地保持貨幣的法定含金量，以及不靠中央銀行幫助的財政平衡。一位卓越的學者LudwigBettelheim-Gabillon計劃寫一本全麵的著作分析Böhm-Bawerk在財政部的活動。不幸的是，納粹殺害了作者並且毀了手稿。
Wieser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奧地利內閣做過商業部長。然而，他的活動卻受到了部裏的一位官員RichardRiedl的無所不在的權力——在Wieser當部長前已經有了的權力——的相當的製約。事實上隻有次要的事情才歸Wieser本人管。
II.與德國曆史學派的鬥爭
1．德國對古典經濟學的拒斥
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歐洲大陸遭到的敵視主要是由於政治成見。幾代英國思想家發展出來的由Hume和AdamSmith巧妙地闡述並且由Ricardo完善的政治經濟學是啟蒙主義哲學的最完美的結果。自由主義的關鍵正是建設代議製政府和所有人在法治下的平等。它被那些特權遭到抨擊的人拒斥並不令人吃驚。拒絕經濟學的傾向在德國被國家主義精神的興起大大地強化了。對西方文明——哲學、科學、政治信念和製度、藝術和文學——的心胸狹隘的拒絕起源於對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感情用事的貶低，它最終導致了納粹主義。
然而，人們不應忘記這場對政治經濟學的反叛還有其它的背景。這個新的知識分支提出了學者們沒有找到滿意答案的知識論和哲學問題。它不能被納入傳統的知識論和方法論體係。統治西方哲學的經驗主義傾向使人們把經濟學當成像物理學和化學一樣的實驗科學。研究價格和工資這樣的“實際”問題的學科可能具有不同於研究實際事物的其它科學的知識論性質的思想是當時人們想不到的。但是，另一方麵，隻有最頑固的實證主義者才不能認識到在經濟學試圖提供知識的領域裏不能進行實驗。
我們這裏不討論在20世紀的新實證主義或者超實證主義時代的情況。今天，全世界，但首先是在美國，大批統計學家在學院裏致力於人們相信是“經濟學研究”的活動。
他們收集政府和各企業的數字，重新安排，重新調整，重印，計算平均值並畫圖表。他們猜測這麼做就在“測量”人類的“行為”，而且在他們的研究方法與在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沒有值得一提的區別。他們懷著遺憾和蔑視看待那些——如他們所說——像那些依賴“思辯”而不是“實驗”的“古代”植物學家一樣的經濟學家。而且他們確信，隨著他們的不懈努力，有一天會得到最終的和完備的知識使得未來的計劃當局保證每個人的完全幸福。
但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經濟學家手裏，對人類行為科學的基礎的錯誤建構還沒有走得那麼遠。他們研究經濟學的知識論問題的努力當然完全失敗了。但是，回頭看來，我們可以說這場挫折是通向對問題的更加令人滿意的解答的必要步驟。JohnStuartMill的對道德科學的方法的不成功的研究無意間暴露了一切支持對經濟學的性質的經驗主義解釋的論據的無效性。
當德國人開始研究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著作時，他們沒有絲毫疑慮地接受了經濟學理論來自經驗的前提。但是這個簡單的說明卻不能使那些不同意必須用古典學派的結論指導政治行動的人滿意。他們很快就提出問題：英國的作者們從中得出其定理的經驗難道不同於德國作者麵臨的經驗嗎？難道英國經濟學不是由於它所來源的經驗材料隻是英國的而且還是幾個HanoverGeorge王時代而有缺陷嗎？總而言之，有對一切國家、民族和時代都成立的經濟科學這種事物嗎？
這三個問題是如何被那些把經濟學視為實驗學科的人回答的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樣一個回答等同於對這樣的經濟學的必然的否定。如果曆史學派否定經濟科學這麼一回事的存在並且小心謹慎地隻做特定地區特定時期的狀況的報告，那麼它就是前後一致的了。對一個事件的後果的預期隻有在普遍成立的而不是隻對過去某個國家才成立的理論的基礎上才能做出。曆史學派強調普遍成立的經濟學定理之不存在。但這沒有妨礙他們推薦或者拒絕——以科學的名義——影響未來狀況的各種建議或者手段。
例如，有一個關於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的後果的古典經濟學分支。批評者沒有（徒勞地）嚐試在Ricardo的推理中發現邏輯錯誤。他們隻是斷定在這類事物中“絕對的”解決方案是不可信的。他們說，自由貿易或者貿易保護在不同的曆史境況中的後果是不同於“扶手椅”作者的“抽象”理論所描述的有所不同。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他們援引了各種曆史先例。這麼做時，他們興高采烈地拒不考慮作為多個因素作用的共同結果的曆史事實不能證明或者否定任何定理。
這樣，由政府指派的大學教授代表的第二德意誌帝國的經濟學墮落為從曆史學、地理學、工學、法學和黨派政治中取得的各種知識片段的零碎的、胡拚亂湊的雜燴，其間夾雜著對古典學派的“抽象”的“錯誤”的指責。大多數教授都多少希望在其著作和帝國政府政策課程中做宣傳：權威保守主義、社會政治學（Sozialpolitik）、保護主義、大規模軍備和侵略性的國家主義。把政治侵入經濟學研究看做德國特有的現象是不公平的。它追根溯源是由對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論解釋的錯誤引起的，這個錯誤不僅限於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