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此種治人積極之教育，壽命延長至兩千餘年之久。對於專製一尊的製度之擁護，統治階級特殊地位之維持，確已奏有奇效。倘非時代變易，國運漸瀕危亡之境，尚可延長下去。不幸前清末年，因西力東漸之結果，致生亡國滅種之隱憂。於是當局不得不改弦更張，倡強國保種之教育以對付之。西力東漸所生惡果，最顯之例，莫如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江寧條約。據該約雲：中國須償英國軍費銀一千二百萬兩，商欠三百萬兩，煙價六百萬兩。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商埠，割讓香港於英。其次一例，莫如鹹豐十年（一八六〇年）天津條約。據該約雲：中國須償英國軍費銀及商虧銀各二百萬兩。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為通商港。派員協定稅則。英民犯罪，由英領審判。上述兩者，隻是兩個最顯之實例。此外喪權辱國之事，不知尚有多少。重以鹹同間太平天國之亂，同光間朝局之不寧，人民遂不能安居樂業，上下相危。就此種情勢而論，亡國滅種之禍，確在眉睫之間。因之強國保種之致用教育，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兩合教育，乃應運而興。
此種強國保種之教育，可分為消極與積極兩麵。在消極方麵，有廢科學、停考試等大事；在積極方麵，有興學堂，派留學等大事。科舉舊製不能應付時艱，自是當然之事。張之洞勸學篇曾言及此事。其說曰：“中國仕宦，出於科學。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僥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交。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唯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督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道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人才而不講時務經濟，而不能為國家扶危禦侮，尚有何用？然在科舉製度之下，結果又隻能如此。故為因應時宜起見，隻有改變科舉製度。於是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朝廷徇眾人之請，將根深蒂固、不切實用之科舉製完全廢棄。
廢科舉為消極之事。興學校，派留學，乃為積極之事。光緒二十七年（即一九〇一年）有張百熙奏擬學堂章程，對於全國學製規劃極詳。但未能見諸實事。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張之洞、孫家鼐、張百熙等會同厘定學堂章程，回奏時以管理法、教授法與學堂建設法彙為四篇。其教法以經濟綱常大義為主，以曆史及中外政治藝學為輔。奉旨準行，遂頒於全國。至是接近現代之新式學校教育乃漸漸開始矣。至於派人到外國留學，乃始終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容閎博士之建議。容閎博十條陳當局派聰穎子弟往美國遊學。曾國藩、丁汝昌讚成之。同治十年（一八七一年）派容閎辦理遊學事業。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派吳子登為遊美學生監督。自時厥後，留學一事，遂為中國教育上一重要部門。
強國保種之教育，或禦侮扶危之教育，其內容包括新學與舊學及政治與工藝四大項。張之洞勸學篇有曰：“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此種新舊兩全、政藝並重之教育，宜若可以強國保種，禦侮扶危。孰知不然。亡國滅種之禍，今日雖未完全實現，然危局且較前有加，外侮亦較前更甚。此中原因，始由於（一）西方國際資本主義已發展至於登峰造極之時，勢力太大，無法抵禦。（二）中國一切製度，向未受工業資本主義之影響，事事皆停滯於舊有狀態之中。一旦新勢力臨頭，應付不及。雖然，強國保種之教育，固未收何種實效；然其在曆史上之使命則盡之矣。將幾千年來治人階級之舊式教育過度到現代的新式教育，即其所盡的重要之使命也。
三
舊式的治人階級之教育，完全為造成同治人才，擴大統治階級之工具。在知識方麵所重者，空洞的裝飾身分的古典智識，與實用的智識無關。強國保種之教育，因時代變易、西力東漸之故，已前進一步。除古典外，尚重新知。張之洞之舊學為禮、新學為用、不使偏廢之主張，即是實證。至於現代的新式教育，則並舊學為禮之成見亦打破矣。所置重者完全為東西洋各資本主義國家所盛行的嶄新的實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