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個人主義是普遍被承認的價值觀，其內涵是要求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又同樣尊重別人的基本權利。而在我國，個人主義幾乎成了無法無天、自私自利的代名詞。美國著名思想家愛默生認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缺乏關於個人的意識和個人尊嚴。對於現代心理學，人們普遍認同西方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學說，而在他的理論中，“自我實現”是人的最高層次的需要，是“實現人的全部潛能的欲望”。許多有思想有見地的當代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論述。著名學者周國平在其隨筆《自我二重奏》中寫道：
“我何嚐不知道，在人類的悲歡離合中，我的故事極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對自己的故事傾注更多的悲傷。對於我來說，我的愛情波折要比羅密歐更加驚心動魄，我的苦難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淚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不是羅密歐，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實上，如果人人看輕一己的悲傷，世上就不會有羅密歐和俄狄浦斯了。
“我終歸是我自己。……我無法不成為我的一切行為的主體，我對世界的一切關係的中心。”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在其《中國人的道德前景》一書中，則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角度，尖銳的指出：
“我們最應避免的是作出這樣的決定：在設計一個社會製度的時候，規定了一係列犧牲個人利益、照顧他人利益的法律、政策、條文等等，可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卻人人寸利不讓，提倡無情的鬥爭，引起生活中的摩擦，不愉快，造成一個冷漠、缺乏同情的社會。．．．．．．
“改革開放以後道德觀念需要調整的重要方麵就是將集體至上還原為個人至上。如果有什麼情況集體利益要求犧牲個人利益，僅僅是因為有更多的個人利益需要這樣做，或者從個人的長期利益來看需要這樣做。”
不僅僅是“發現”
也許有人會說，正是毛澤東“貴我”的思想，造成了他晚年的獨斷專行尤其是文革的錯誤，所以不值得倡導。這種觀點我認為有失公允和客觀。因為在幾千年封建專製才剛剛結束的幾十年內，缺乏民主傳統、民主環境和民主機製是不言而喻的，此外還有當時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等原因。我們不能簡單的抹殺掉他“貴我”思想的合理性和先進性。實事求是地講，在今天乃至將來，自我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實現高度的一致，仍是我們的目標，也是中國入世以後提高國際競爭力、社會全麵進步的必然趨勢與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