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與80後同命相連其實還是90後的樂觀估計。90後的生存環境較之80後還要嚴峻得多。從2002年第一批80後步入社會開始，權力的壁壘在逐步地築高、夯實、加厚，越來越厚重、越來越密實，生存環境是急轉直下，一年不如一年，留給後一年初入社會的年輕人的機會越來越少，環境越來越惡劣。
我出生在1982年，記得我當年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省級報業集團中。那年入職的大學畢業生已經全部采用了聘用製，而這個報社前兩年錄用的大學畢業生（這當中多數是1980年出生人）還有事業編製。要知道在中國的事業單位裏，有編製和沒編製的在身份地位上有極大差距，有編製的是正經的“國家幹部”，沒編製的隻是為他們打工的“臨時工”，這種等級落差在心理是很難承受的。好在我們當時還屬於報社聘用，工資和福利待遇看上去與正式編製的差不多；這家報社又是該省的行業老大，效益好，除了身份上有些心理不平衡外，金錢上的彌補基本上可以給受傷的心靈些許安慰了。但是再比我晚一年進這家報社的畢業生，已經被分成了三六九等，隻有少部分是報社聘用，大部分已經變成了部門聘用，別說身份，就是工資福利的差別也不是一星半點了。後來，我離開了這家報社，據說現在有的部門早已采用了競聘上崗製，編輯記者競聘不上的就得出去跑業務，所謂跑業務就是拉廣告，完不成任務的就隻能領幾百元的工資。
這就是90後職場競爭慘烈場景的一個縮影。
房子是現在年輕人繞不過的話題。但在80年代最初幾年出生的人剛畢業的時候，這個問題很少被他們考慮，似乎那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話題，跟自己八竿子打不著。一方麵還寄希望於單位哪天大發善心給大家分福利房，畢竟他們是被80年代集體主義的營養水泡大的，還保留相信組織的天真——雖然1998年房改明令禁止福利分房，但是在2006年之前確實還有很多單位換了名頭給員工發放這樣的福利。當初我畢業的時候，就有老員工不斷向我們透露關於報社分房的各種信息，比如報社在哪兒建房子，新房給老員工，新員工可以分得舊房。又比如報社在哪兒又買了一塊地，將來要建別墅，每人半畝隻要5萬元……總之流言漫天飛，底層的你永遠辨不清真假，但又總會心存僥幸。另一方麵，火爆的房地產市場還未形成，房價並不像今天這樣表現得日新月異突飛猛進，貸款買房這種方式也還沒被大多數中國人接受。80後總是想著哪天攢夠了錢再買房，注意，當時想的攢夠錢指的是房屋的全款而不是首付，他們覺得給銀行利息是一件很吃虧的事情，自己一身債務也非常可怕。所以，那個時候在初入社會的人心中，買房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等到他們反應過來卻已經為時晚矣。我2004年畢業，我們報社對麵就有一個剛開的樓盤，如果把那個城市地圖畫上兩條對角線，這個對角線的交彙處就是我們報社對麵的公園，就是這樣一個緊挨著全市數一數二公園的省會城市正中心位置的樓盤，一平方米隻要2000多元。彼時的北京房價均價也就4000多元，很多人的月工資都超過了一平方米的房價。一個大學畢業生工作一兩年以後是可以很輕鬆地付一套房子的首付的。隻要抓住機會，房子不是問題。
在房子這個問題上，80後中晚一年出生的人總比早一年出生的覺悟要早，但是到了85後就幾乎沒什麼機會了。他們畢業的時候房價已經飛漲，而畢業生的工資並沒有因此提高，反而因為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有的行業甚至出現了下降，工資與每平米房價的差值越來越大。現在的90後的購房意識應該說比之前的任何年齡段的人都要覺悟得早，他們還在上中學甚至更小的時候就已經感受到了中國房價的飛速增長，就業後買房的意識早已灌輸到他們的大腦，於是大部分90後的人生理想和目標變得非常的具體和務實——買房，但是很多人隻能把它當作理想去奮鬥終生了。蔣方舟特別看不上現在90後的現實，認為理想應該是雲端裏東西，不是用來實現的，比如“天堂是一座圖書館”，而不是幻想“天堂是一套商品房”。但是，現在房子不是早已經被送到雲端裏去了嗎？它與天堂一樣遠離普通大學畢業生的真實生活，變得虛無縹緲，很多人也就想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