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9日晚的《新浪財經》首頁，最受關注的新聞標題是“準備金率上調1個百分點至17.5%”，在這一新聞標題左側同時出現的一個更大字號的新聞標題是“縫紉機大王飛躍集團資金斷鏈”。在此，新聞標題的一時巧合顯現出現實經濟的某種必然：央行的貨幣政策正在充當著經濟殺手的角色。
如果僅僅從今天這一特定時點來看央行出台的貨幣政策，不難看出央行政策的基本意圖是減少貨幣供應量、抑製通貨膨脹、維護社會穩定、避免經濟危機。但是，如果把央行長期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彙率政策聯係看，卻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央行貨幣政策與彙率政策的組合恰恰是現階段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證券市場大幅下跌，並影響社會經濟穩定的主要根源。
央行2007年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向全世界宣稱：“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各國的實踐均表明，本幣升值有利於抑製國內通貨膨脹”。這說明我們的央行確實是西方經濟學課堂裏聽話的好學生，但是也確實不是華爾街的大師，更不屬於中國國情的知情者。比如，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之所以被譽為最聰明的央行行長，是因為他的語言表達從不給全球投機者任何明確的預期。因為他知道，即使對於強大的美國經濟體，全球機構的“一致行動”和“羊群效應”仍然可以製造一場美國的經濟災難。他是華爾街的大師，甚至是華爾街大師們的大師。中國央行的做法與聰明的美聯儲恰恰相反，我們向全世界亮出了底牌：以人民幣升值來抑製通貨膨脹。於是，脆弱的中國經濟招致了全球熱錢的“一致行動”的攻擊。當香港的老太太們開始在銀行排隊把港幣兌換成人民幣的時候，中國央行已經陷入全球兌換人民幣的群眾運動中難以脫身。大師的聰明和學生的幼稚，二者之間的區別往往就在於操作的細節。
在2008年6月發生的次貸危機中，美國推行垃圾美元政策，宣稱向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把次貸危機轉移到每一個存在美元的角落，其中，中國成為美元泄洪的重災區。在此，我們不能過分地責備美國不負責任。在大國博弈的時代，中國豈能期望其他大國完全對自己負責？因此，應該檢討的是我們自身。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是定位於“大國模式”，而是定位於依附於大國的“小國模式”。我們的榜樣是亞洲四小龍，甚至主要的學習榜樣是殖民地經濟的地區代表：香港。20世紀80年代後期提出並執行至今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發展戰略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真實寫照。中國對外經濟依存度高達70%，內需不足且難以提高，可見，中國經濟結構已經嚴重畸形。在此，以能源、電力、原材料、資金、環境和勞動力等各類資源低價政策補貼著並支撐著一個高消耗的經濟體的表麵繁榮。泛濫的美元政策推高了國際商品價格，從而進一步增大了能源、糧食等主要商品的國內外差價。人民幣的表麵高估起因於國內資源價格的人為低估。麵對這一局麵，我們沒有選擇提高資源價格進而形成資源的市場化定價機製和市場化的保護機製，沒有讓富有彈性的價格體現中國資源的稀缺性，沒有停止低價資源補貼全球的狀況，而是選擇了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吸引了全球的流動性，央行明確的人民幣升值“宣言”形成了外彙兌換人民幣的“一致行動”和“羊群效應”。
2008年4月底，中國外彙儲備餘額達到1.75萬億美元，超過西方七國外彙儲備總和。2008年前4個月外彙儲備同比增長40.9%，遠遠高於名義GDP增長率。按當時的增速，24個月之後中國外彙儲備將達到4萬多億美元。隻要海外熱錢不斷地湧入中國，那麼，按照目前的思路，央行就需要不斷地收緊國內銀行和企業的銀根，把人民幣交給美元持有者，以便控製人民幣的增長速度和CPI水平，其結果是，國內銀行和企業持有的人民幣比重持續下降，美元持有者所持有的人民幣比重持續上升。央行準備金率從2003年8月的6%提高到17.5%，同時，國外淨資產在中國貨幣供應量當中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16%相應地膨脹31%。這意味著：①中國的貨幣發行權丟失了31%，這部分貨幣發行權已經轉移到了外國中央銀行（主要是美聯儲），外國央行已經可以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②中國央行從本國企業手中抽走了31%的人民幣供應量交給了美元資產持有者，國內企業資金緊張、經營性周轉困難、大小商業銀行流動性缺口擴大、大量企業出現類似於浙江飛躍集團資金斷鏈情況，其政策根源在於此。
如果央行繼續推行人民幣升值政策與緊縮貨幣政策的組合，我們可以設想國外淨資產在中國貨幣供應量中的比重將由31%繼續膨脹至62%甚至膨脹到93%，那麼，中國還有多少以人民幣結算的企業和個人還生活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還有多少企業的股權在中國資本的手中？還有多少貸款客戶屬於中資銀行？隨著中國貨幣主權的轉移，對應的國內產業控製權被外資所有者所掌控，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金融基礎喪失了。可見，行業政策的失誤，損失的僅僅是局部；彙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失誤，喪失的將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