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的話說出了大多數朝臣的心聲，士大夫和皇權之間本就應該是互相製約的關係，雖然這種製約在有的時候並不是十分明顯，可已久存在，這不是一種刻意為之的事情，而是一種本能。
誰都不喜歡有一股力量超出自己掌控的範圍，皇帝擔心官員的權利膨脹，而官員同樣擔心皇權的膨脹到他們無法製衡的程度。
文官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特殊“癖好”他們有時並不是刻意的追逐權利，而是希望自己能壓製帝王無限膨脹的欲望，以此穩定帝國前進的路線。
多少的文臣士大夫有著一種天生高貴的品質，一輩子遵循儒家的教義“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但在權利不斷變大的同時，這種欲望也在不斷的加強同時也使得對權利的欲望不斷加強，比如說丁謂。
他當初也是懷有一腔抱負入仕的，能力出眾的他完全可以擔當治世之才，與當初準備宏圖大展的真宗皇帝一起，可謂是雙劍合璧，可最終，他對權利的追逐使他趨炎附勢，奉承皇帝，最終走上了歧途，當然這條歧途也是能觸摸到那高高在上的權利。
而真宗皇帝同樣也是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當初在剛剛繼位之後的數年時間裏，趙恒確實勵精圖治，眼下趙禎能有如此基礎的去做一些事情，沒有老爹當初的支持絕不可能成事。
但權利的逐漸膨脹之後，一切都往和當初想法不一樣的地方前進了，以致於對仙道直說大為熱衷，東封西祀勞命傷財之舉。
所有人不會把責任怪在趙禎的老爹頭上，他們把矛頭直指丁謂，王欽若等人，所有都知道是皇帝的錯，但皇帝不能有錯，於是便是宰相的錯處。
大宋的相公就該壓製皇權，否則真宗皇帝便是前車之鑒，相公就該獲得權利，否則就如同丁謂一般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用在了追逐權利之上。
權利這東西就是個悖論，你抱著崇高的理想去獲取權利的時候，往往會迷失本心，在不斷爭奪權利的時候，把本心給忘了，極少有人能守住本心，這樣的人一般便會成為一代賢相。
範仲淹自己認為自己能守住本心，能在權利麵前成為它的主人，而不被他支配，看著無限膨脹的皇權，他的內心極為恐懼，生怕有一天，帝王任性而為之，最後從中興之主成為帶領大宋走向衰亡的人。
有些話不好直接對君王說，但卻可以旁敲側擊，不過他一直沒有機會向皇帝說明，此次官家西征完全就沒有他這個相公開口的機會，幾乎是乾坤獨斷！
範仲淹早已擔心，皇權的膨脹已經到達了自己無法壓製的程度，翰林的製誥基本上成為了陛下傳旨的文書，不會提出反駁之言，甚至不會詢問是否妥當。
四周百姓的癲狂看的範仲淹背後發冷，這是多麼高的崇拜才會孕育出的瘋狂來？有了百姓如此的支持，官家的皇權空前集中，別說是不犯錯，即便是小小的一個錯誤便會使得下麵的人盲從，後果不堪設想。
如今的大宋早已不似當年的大宋，許多事情牽一發而動全身，自己要想盡到平章事的義務，就必須想壓製換皇權，甚至要向官家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