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把家安在紐約沃爾多夫·阿斯托利亞飯店第37層的一個高級套房中，室內裝飾得富麗堂皇，牆上掛滿了他從遠東帶回來的工藝品。作為五星上將，他每年可享有1.8萬多美元的固定津貼和政府提供的交通工具及助手。在那“感情激蕩”的日子裏，他每天都接到上千次電話，收到上萬封電報和信件。在這些函電中，最令他得意和“珍愛”的莫過於前總統胡佛（與他住在同一樓中）的一封信：“麥克阿瑟將軍為美國人民所做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他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將軍並且是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他是自喬治·華盛頓以來美國所產生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的集大成者。正是他的軍事天才贏得了對日戰爭。正是他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固有的敵意。”
1951年5月3日，在參議院辦公大樓，民主黨和共和黨開始就朝鮮問題舉行聽證會。麥克阿瑟再次來到華盛頓，作為第一證人出席此次聽證會。聽證會是在保密情況下進行的，但每天會後委員會都向新聞界散發經過檢查的會議記錄，而這些記錄便成為每天最重要的新聞。除麥克阿瑟作證三天外，馬歇爾和布萊德雷各作證六天，陸、海、空三軍參謀長各作證兩天，艾奇遜作證八天。在聽證會上，26名議員輪番提出連珠炮似的問題，其內容無所不包。麥克阿瑟沉著應付，再次兜售他的主張，並抨擊政府的遠東政策“根本不是一項政策”，而是“綏靖主義”。他還以參謀長聯席會議1月12日的報告為證據，說明參謀長們曾完全同意他的觀點。對此，參謀長們花了大量時間來否認這種說法，說那隻是在情況危急時考慮采取的措施。
在5月15日的聽證會上，布萊德雷說出了後來廣為流傳的那句名言，即麥克阿瑟的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爭”。
馬歇爾則著重談了麥克阿瑟被解職的問題。他說，麥克阿瑟的觀點與政府政策的根本分歧在於“他要使我們鋌而走險”，甘願冒擴大戰爭而為此失去盟友、破壞“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標”的風險。但這種分歧並不新奇，“要說有什麼新奇的並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將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確實是前所未有的。”
這場被新聞界稱之為“大辯論”的聽證會一直持續到6月25日。雙方的證詞似乎都有道理，都受到各自黨派的支持。為了避免紛爭，調查委員會明智地沒有做帶有傾向性的結論，而隻是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客觀性的報告。後來，國會為表達對麥克阿瑟的敬意通過一項決議，批準為他鑄造一枚金質特殊榮譽勳章，上麵刻著他的肖像和下列文字：“澳大利亞的保護者，菲律賓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鮮的捍衛者。”
聽證會後，麥克阿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曾自稱不感興趣的政治活動中。他會見各界特別是包括胡佛、塔夫脫等人在內的共和黨知名人士，並周遊全國進行演說旅行。他到處直言不諱地猛烈抨擊美國政府對朝鮮的政策，攻擊杜魯門政府道德墮落，在戰場上姑息養奸，在對外政策上膽小怕事。他在休斯敦說：“我們並不為外來進攻的威脅而感到擔心，我們擔心的是這些從內部起作用的陰險勢力。”
隨後，在一次退伍軍人大會上，麥克阿瑟聲稱：“我3月份的聲明瓦解了政府的‘秘密計劃’，他們準備把台灣拱手讓給中共並使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以換取朝鮮的和平。”
麵對麥克阿瑟回國後的所作所為，杜魯門起先還采取克製態度，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但最終還是忍不住了。杜魯門公開發表聲明，逐一駁斥了麥克阿瑟的觀點，並說：“政府的對外政策，麥克阿瑟本人一直很了解，但是他不僅沒有照辦，而且說三道四，這是卑鄙的，是在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