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春”，這個富於感召力的詩意命名，早在四十餘年前，就與上海的音樂節慶聯係在一起，經曆這座城市的變遷，見證這座城市的光榮，現已成長為上海城市文化中的一個響亮品牌。按常人的生命年輪，四十餘年的光景，已經算得上是閱曆豐富的中年。因此，盡管這個音樂節因為“春”的呼喚而顯得年輕、朝氣，但與一般豆蔻年華的青澀、稚嫩不同，它卻享有值得驕傲的曆史，擁有飽滿厚實的資質。
想當初，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就是從這裏奏響第一個清亮的音符，開始了它走向世界的漫漫旅途；曾記得，閔惠芬、鄭石生這些當時的上音青年學子，也正是從這個音樂節的賽事中脫穎而出，隨後逐漸成長為享譽樂壇的名家大師。交響序曲《紅旗頌》中的激情旋律，大型合唱作品《中國，我可愛的母親》中的深情歌唱，也都是通過“上海之春”的首演，最終被公認為中國音樂的“紅色經典”……轉至新世紀，“上海之春”的理念中又增加“國際”的內涵，以更加切合“海派文化”的特色。上海與國際貫通，上海與世界交融。於是，“上海之春”呈現出更加開放的姿態和更加開闊的心態。
這樣看來，“上海之春”這一城市文化的優質品牌，確乎值得上海珍視。作為上海所有文化節慶活動中的“老牌勁旅”，“上海之春”音樂節曆經四十餘年風雨，連通新中國音樂發展的主脈，從中不斷湧現“新人新作”，並積極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通道，這儼然已是上海作為“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一個標誌性平台。
顯而易見，本屆“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在兼容並蓄的基礎上，繼續堅持“推出新人新作”的主旨路線，在前兩屆嚐試“中外當代作曲家作品展演”的基礎上，不僅進一步強調凸現上海本地作曲家和反映上海城市特點的原創新作，而且還以“向當代音樂大師致敬”為專題，安排中國上海的朱踐耳、蘇聯的肖斯塔科維奇、英國的布裏頓、波蘭的潘德列茨基四位當代傑出作曲家的專場音樂會。我們欣喜地看到，這種關注中國當代作曲家的音樂新作、關注二十世紀以來的國際現代音樂的做法，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上海之春”這個音樂節進入新世紀以來不同於其他音樂節的一個顯著特色。
然而，正如很多音樂界人士和音樂愛好者都注意到的，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音樂，相對於已經進入“經典”行列的熟悉曲目，往往令聽眾感到難於接受，或不懂得如何去接受。這實際上就給“上海之春”如何堅持自己的特色提出了需要研究和解決的課題。如何在當下的條件下推進並鼓勵中國作曲家的創作熱情，如何在目前的音樂文化環境中推出更有意義的現代音樂品種與類型，又如何通過良好的運作與智慧的引導拉近當代新作與普通觀眾的距離——解決這些難題，大概需要音樂家、觀眾、機構、輿論等各方麵的協同努力。畢竟，音樂是一個社會、一個城市的公共文化領域，音樂需要“人氣”，民眾也需要音樂。
至此，我們的話題實際上已經觸及音樂的本質，以及節慶的本質。我們為何需要音樂？我們為何需要聆聽音樂新作？我們又為何舉辦音樂節？針對這些問題，自然可以有長篇大論予以學理性的深入解答。但或許，回答也可以是簡單而有效的陳述，即，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這個城市精神品格的提升和文化內涵的提高。我們不能想象，一個城市的文化建構中沒有音樂的積極參與。我們當然期望，在上海這個具有國際性格的大都市中，音樂的現代想象力得到充分的施展。在這其中，通過舉辦高水平、有意義的音樂節慶活動，一方麵，音樂家的聰明才智得到集中性的釋放，另一方麵，愛好音樂的公眾得到享受性的“教化”——即，通過音樂的鳴響和文化的滋養，在一種愉快而自由的心境中，從一個獨特的角度重新體悟生活，重新理解自己，重新認識世界。在這種理想狀態中，“節慶”的本質得到了真正的實現：因為某種共享，原本彼此相異的人，現在自願走到一起，心相通，歸於“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