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福人類
非常高興又一次與你們見麵，剛才你們領導已經從愛因斯坦講起，這觸發了我的靈感。愛因斯坦無疑是20世紀最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另一方麵，也是一個偉大的人文主義者，愛因斯坦是一個真正的人、一個全麵發展的人他作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開辟了物理學、自然哲學的一個新時代、他的人格、他的理想、他的業績，對世界曆史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這一點，大家可能耳熟能詳了。但是，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他的形象，可能在我們心目中並不那麼清晰。
他早就明白宣言：一個科學家如果沒有人文精神，就有可能製造殺人的武器，成為殺人的罪犯。在這一點上他的朋友——海森堡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海森堡走到希特勒那邊去了，為希特勒製造原子彈，幸虧沒有造成，要不然可真是人類的悲劇。海森堡也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31歲就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在青年時代非常崇拜愛因斯坦，奉愛因斯坦為自己的學術思想導師在量子力學出現以後，海森堡不顧愛因斯坦的反對，毅然加“哥本哈根學派”，他提出的測不準原理，終於成為物理學界所公認的量子力學正統在科學上，海森堡有一種“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精神。但是，在人文精神上，他卻屈服於形勢的壓力，他很怯懦，居然違背科學家的良心，為希特勒效勞。也許他有身不由己的苦衷。1937年納粹的反猶太運動升溫，矛頭指向海森堡，說他的學術是“猶太物理學”、“白色猶太人”，是叛徒，應該去集中營經過了長達一年的審查，後被宣告無罪，從此海森堡為了撇清自己，成為原子彈計劃的負責人。對此海森堡辯解說：“官方的口號是利用物理學為戰爭服務，我們的口號是利用戰爭為物理學服務。”這樣的話恐怕騙鬼都不會相信。其實，海森堡對原子彈後果是清楚的。1941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人類有一天會認識到，我們實際上擁有足以摧毀整個地球的能力。因此我們很可能會將自己帶向世界末日。”海森堡的悲劇說明，科學家和一般平頭百姓不同，平頭百姓犯錯誤，影響很有限，而成就卓越的科學家犯錯誤，就可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成為曆史的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止一個國家的科學家在進行製造原子彈的試驗，有一位科學家，甚至把自己的實驗室給炸掉了。希特勒知道這種武器威力巨大，組織了一大批科學家，在阿爾卑斯山脈底下進行試驗。這件事情被一個意大利的科學家費米知道了。費米並不是猶太人，但是他的夫人是猶太人，他流亡到了美國。他非常緊張地跑到美國海軍部。為什麼是海軍部？因為海軍部的錢最多。費米的英語就像我們廣東人講普通話一樣，講得不三不四，而美國海軍部也不懂這個原子彈有多厲害，對什麼鏈式反應，原子能量釋放的理論更是一竅不通，費米的英語講得磕磕巴巴，還夾著一些意大利的單詞，連機靈的參謀軍官都聽得稀裏糊塗，但是美國海軍部的那些官僚們還是很有禮貌向他道謝，請他“繼續努力”，把他敷衍走了。費米就覺得非常痛苦、非常無奈、非常憤怒，非常義無反顧。但是，他人微言輕，沒人理他。這時，恰好有一個匈牙利青年科學家叫作西拉德。此人曾經是愛因斯坦的學生。他找到了愛因斯坦。讓愛因斯坦以他偉大的影響上書羅斯福總統，讓美國盡早製造原子彈。愛因斯坦起初還很猶豫，他說：
“大自然把原子能禁錮著，我們有權利把它釋放出來，用它去殺人嗎？”
西拉德說：“我們是為了自衛，為了對付德國法西斯製造原子彈。”
“但是，如果在我們製造出原子彈之前，德國法西斯已經完蛋了呢？”
“那就把炸彈封存起來，永不使用。”
“能保證做到這一點嗎？”
西拉德太年輕了，後來的事情證明西拉德的確太天真、太幼稚了。當然這是後話當時愛因斯坦就寫了信給羅斯福。西拉德很會找門路，他找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好朋友經濟學博士薩克斯。博士終於見到了總統。那是1939年10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薩克斯向總統朗讀了愛因斯坦的信聽完了愛因斯坦的信，總統的眉宇之間流露出一絲倦怠和厭煩。薩克斯很會察言觀色，一看苗頭不對，就撤退，說再見總統可能覺得有點抱歉：那明天早上，你來和我一起用早餐，我們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