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玉墨說她在教會學校讀書時曾喜歡上一個幹幹淨淨的男子，約翰馬上回到房間去刮幹淨了胡子。這表明他真的愛上了玉墨，因此想變成她喜歡的樣子。接下來浦生的死進一步地拉近了約翰和玉墨的距離。在地窖裏，入殮師出身的約翰為浦生化妝。張藝謀切入玉墨的特寫：她正出神地看著他。顯然，她對約翰的好感正在增加。同時，浦生的死也讓女學生們對妓女們有了新的認識，正像一個女學生說的，其實這些釣魚巷的女人心也不壞。為了進一步改變女學生們對妓女們的偏見，張藝謀在女學生說完這句話後馬上讓玉墨發現豆蔻不在了。當美花解釋豆蔻是去為浦生拿琵琶弦時，鏡頭切到女學生們的反應：她們很受震動。從敘事邏輯上講，讓女學生們與妓女們和解是很重要的，因為隻有這樣，妓女們最後替女學生們赴難才讓人覺得是有意義的。這場戲另外的一個功能是又給了玉墨考驗約翰愛心和勇氣的機會。對於是否要冒險出去找豆蔻，約翰開始有點猶豫，但看著玉墨懇求的眼神，他還是同意了。約翰這麼做顯然有愛情的因素，如果說他刮去胡子是想成為玉墨所喜歡的那種幹幹淨淨的男人，那麼現在他還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是值得她喜歡的。現在知道影片為什麼要在這一部分的開頭交代豆蔻和浦生的關係了吧？它是這部分敘事的動力所在。這種讓副情節線有效地服務於主情節線顯示了創作者構思的縝密和嫻熟駕馭敘事結構的能力。實際上，在稍後的敘事中，我們將看到，關於豆蔻的情節線還有著更大的功能。
在騙過了日軍的查問後，約翰帶著陳喬治上路了。自從約翰真正地擔負起神父的職責後，喬治就成為了他忠實的隨從。在好萊塢電影中，白人男主人公身邊帶著一個忠順的東方仆從是個老套路，本片在處理約翰和陳喬治的關係時照搬了這種設計，目的顯然是為了滿足西方觀眾的欣賞習慣。很長時間以來，這是攝影機第一次來到教堂外麵的世界。但張藝謀顯然對詳盡展現南京大屠殺的悲慘圖景並無多大興趣，他將鏡頭主要聚焦於約翰的反應，這樣做是正確的。缺乏節製的鋪陳隻會拖慢敘事節奏，而突出約翰的反應既有助於引領觀眾，特別是西方觀眾對日軍暴行作出明確的道德判斷，又能進一步增強他拯救無辜的決心。在路上，他遇到了同胞泰瑞。當泰瑞問他為什麼穿上神父的衣服時，約翰說自己喝醉了，醒來就成了這個樣子。這句有點自嘲的回答像是在提醒觀眾注意，約翰迄今為止所做的一切都帶有一種在情勢所迫下的無奈，那麼一旦發生特殊情況，他能堅持下去嗎？果然，接下來泰瑞說有一條船要離開中國，勸約翰跟自己一起走。這個消息頗具誘惑力，約翰不禁有點猶豫。設置這樣的情節的確有點老生常談，但如果不讓泰瑞出來考驗一下約翰，把他塑造成救世英雄的形象終究還缺少點說服力。約翰終於拒絕了泰瑞，這讓拯救教堂裏的女人們真正成為他自覺自願的選擇。從現在起，約翰才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英雄，這讓玉墨對他產生愛情有了充分的理由。與此同時，豆蔻和香蘭已回到妓院。在表現豆蔻找琴弦的時候，香蘭翻出心愛的耳墜，戴上照著鏡子。隻是短短幾個鏡頭，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不但躍然而出，而且張藝謀借此傳達出不管遭遇什麼逆境，人類追求美的天性都不會喪失這一觀念。接下來，張藝謀用一個將近3分鍾的運動長鏡頭來表現豆蔻和香蘭走出妓院後的遭遇。雖然采用一鏡到底的拍法，但張藝謀卻通過運動樣式和節奏的變化賦予這個鏡頭以豐富的表現力。在豆蔻發現琴弦丟了之前，攝影機基本采用手持跟拍的方式，鏡頭劇烈的晃動感和縱向運動時的無規則感與兩人驚惶失措的心情正相吻合。當豆蔻決定返回找琴弦後，攝影機改以橫移方式拍攝。快速的鏡頭運動表現了兩人急切的心情，而相對規則的全景景別則賦予兩人的行動以一種崇高感。這樣的運鏡在她們被日本兵發現後再次改變為匆忙的縱向跟拍，而在香蘭中彈倒地後，攝影機又改為跟拍日本兵去尋找豆蔻。由於香蘭受到日本兵的粗暴對待，所以這次攝影機改變跟拍對象後產生了強烈的懸念感，讓我們對豆蔻的命運揪心。當豆蔻終於被發現時，張藝謀幹脆將我們強置於侵略者的視點來感受她強烈的恐懼和求生的欲望。這是近年來華語電影中少見的一次長鏡頭實驗，它讓我們看到即使放棄剪輯，張藝謀仍然能夠通過技巧張揚的場麵調度給情節注入強烈的情感。除了正麵表現外，張藝謀還注意發掘布景和道具的表現力。當日本兵刺死豆蔻時，他回避了直麵豆蔻的慘死，而是切入窗簾的鏡頭：鮮血濺在破碎的簾布上，上麵是振翅欲飛的蝴蝶圖案。同樣的，在表現約翰看到死去的香蘭時，張藝謀用特寫強調了那隻染血的耳墜，它立刻與前麵香蘭照鏡子的鏡頭形成呼應，讓我們為一個愛美的生命就此凋謝而感到痛惜。當約翰從地上撿起那卷帶血的絲弦時，畫外響起了動聽的琵琶聲，鏡頭切到豆蔻的側臉，血珠沿著她的發絲滴落下來，接下來鏡頭切到約翰和玉墨的反應。至此，豆蔻這條情節線完成了它最後的功能。對於約翰來說，這件事讓他充分認識到日軍的殘忍，因而會堅決反對女學生參加日軍的慶祝會；對於玉墨來說，豆蔻的死加深了她對侵略者的仇恨，為日後的舍生取義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