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怎麼理解“新常態”
最近，在中國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詞，就是“新常態”。怎麼理解“新常態”呢？這是相對於我國前一段時期超常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言的，意指經濟應逐步轉入常態。
要知道，經濟的超高速增長是“非常態”的，它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是不能持久的。所以，我們今天講經濟要進入“新常態”，可以從兩個方麵來分析。首先，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長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是不利的。其次，過高的增長率帶來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個方麵：第一，資源消耗過快；第二，環境受到影響，生態惡化；第三，帶來低效率；第四，出現一些行業的產能過剩；第五，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下麵展開談一下。
錯過結構調整的最佳時期，會留下很多後遺症。現在我們不得不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結構調整很重要，比單純追求經濟總量更重要。
舉個例子。1840年鴉片戰爭時，中國的GDP是世界第一，要比英國高很多，但是中國的經濟結構不行。具體來說，英國大約在1770年左右進行第一次工業革命，到鴉片戰爭時已進行了大約70年。經過這70年的發展，此時英國的GDP構成中，主要為蒸汽機、機器設備以及鐵軌、鐵路機車、車廂等工業品，紡織業中使用的也是機器。而當時中國的GDP完全是由農產品和手工業品構成的。同時，英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是輪船和火車了，而中國當時仍然是帆船和馬車。從出口來看，中國主要是茶葉、瓷器、絲綢等農產品和手工業品，而英國則是蒸汽機和機器設備。所以，英國在經濟結構方麵遠遠優於中國。
此外，在人力資源結構方麵，英國也優於中國。當時英國有一千多萬人，而中國據說有四億人。但是，英國已經進行工業革命70年了，小學已經普及，並開辦了大量中學，還興建了很多大學，每年培養出大量科學家、技術人員，還有經濟管理人員、金融專家等人才。而此時中國的絕大多數農民是文盲，婦女也多是文盲，少數讀書人讀的是四書五經，而且是為了考科舉。所以，中國的人力資源結構也不如英國。
雖然現在中國的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還落後於一些發達國家。因為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所占GDP的比重還比較低，沒有發達國家那麼高。同時，雖然中國人力資源結構比過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學畢業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也比較低，中國的熟練技工隊伍正在形成。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時機就是最大的損失。所以，現在提出“新常態”，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長，盡早使經濟結構合理化的意圖。
目前“十二五”時期即將結束，馬上要開展“十三五”規劃。對於“十三五”規劃，很多專家（包括我在內）都提出，要保持適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長了。如果中國GDP每年能夠保持增長7%就不錯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正常，要注重經濟質量提升和結構的完善，而不是單純追求經濟增速。
第二個問題：硬性的增長指標與彈性的預測值哪個更好
這個問題我以前曾談過。多年以來，我們一直靠下死命令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全國各地拚命幹，力求最終達到目標。這樣下去，就會產生問題：這無論對地方政府還是對中央政府，都同樣形成壓力，因為地方的發展規劃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旦以這些硬性指標作為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於是，各地政府為了完成任務或者趕超別人，有時就不顧經濟增長的質量和結構調整，政府就會很容易陷入被動。
為什麼會很被動呢？主要原因在於：硬指標意味著一定要完成，為了完成指標，就會隻顧增長，從而把產能過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過去我們總幹這種傻事，政府今後力爭改變這種狀況。可喜的是，關於把增長率從硬指標改為有彈性的預測值的做法，現在已經在一些地方開展試點，先試驗一段時間，如果試行成功，再進行推廣，這對於中國經濟增長和調整結構是非常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