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舊模式難以為繼，新常態下要記住這幾點
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了，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謂舊常態，就是用高投資支撐高速度。這種舊常態，中國已經維持了30多年。顯然，這種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了，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沒有什麼可討論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增長從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開始逐步下行，進入了一個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強刺激以後，中國的GDP曾經維持過三個季度以上的增長，然後就進入了下行的通道。在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10%以下，到今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其間雖然有好幾次宏觀經濟的刺激動作，但對於支持GDP的回升來說，效果越來越不明顯。
從今年（2014年）第二季度開始，又開始了一輪新的刺激動作，但第二季度的GDP增長率僅提高了0.1個百分點，接著又下來了。10月又開始了一輪投資上的擴張，但這次收效更微。
這說明什麼問題呢？GDP增長的速度下降了，是許多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且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逐步下行的通道。什麼因素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從高速增長逐漸下行到中速增長？我想我已經多次說過，我們現在通常運用的一種分析理論框架就是“三駕馬車”，用它來預測中國的中長期增長，從方法論上來說，我們就錯了。
討論中長期增長的趨勢沒有太大的爭議，但應該用經濟學上所謂的“生態函數”來討論，也就是說，支持經濟增長的這些因素的變化，決定了經濟增長的總量以及增長的趨勢。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勞動力、資本、效率等，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過去很多年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一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我們知道，中國有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支撐了過去這30年的高速增長，新增的勞動力、新生的勞動力，還有農村轉移到工商業的勞動力都很強勁。
第二個因素是投資，投資支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個因素是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撐了經濟的增長。
但是，從21世紀以來，這些基本因素發生了許多變化，使得它們不再能支持很高的增長速度。
具體來說，首先是新增勞動力。早在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劉易斯拐點出現了，人口紅利逐步縮減，以致消失。
其次是投資。其實，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做了很多分析，單純地依靠投資，增長是不能持續的。最初做出分析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詳細分析了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投資率不斷提高的增長方式，認為這必然引起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首要的問題就是產能增加，而消費率下降使得最終需求不足，這就造成了所謂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上是沿著這條路走。長期靠投資來拉動增長，使得中國的資產負債表出現了嚴重問題。所以，繼續靠大量投資來拉動增長，不但是不可持續的，而且會造成很嚴重的宏觀經濟隱患，出現係統性的風險。
再次是生產率。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改革開放以後的生產率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結構的變化，大量的農村資源、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
第二個原因是開放。開放以前，中國的技術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開放以後，中國可以通過引進外國設備、技術，很快地提高技術水平，所以效率提高很快。
這個原因到21世紀初發生了變化，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已經和發達國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術之外，一般的生產技術應該說和發達國家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中國需要創新-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經過消化以後的再創新-來引領生產技術，這樣才能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然而，在原有的體製下，用創新來引領生產技術是有很大困難的。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21世紀初開始，生產率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逐步減少了。
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的力道都已經減弱，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問題出現了：中國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衰退，如果找不到新的動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