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琯在慈城實際上呈現了一種最為坦然的生命狀態，處江湖之遠，遠離官場的喧囂與虛浮，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對晤，與自我對話，將為人的操守與做官的職責相融合，產生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灑脫的人文情懷，於是盛唐的氣魄也就被定格為一個城市的精魂沉澱下來。房琯成為江北第二個城市文明時代的奠基者。慈城是具有盛唐氣魄的一個城市，慈城千年以來名士輩出，城市生生不息，與其中積澱的積極奮進、勇於開創的盛唐精神是分不開的。在走讀慈城、坐在孔廟明倫堂聽《論語》課時，我們就感到這種別樣的儒風激蕩於這片天地之間。
這1200年，慈城的城市文明一直是向著巔峰狀態前行。從房琯的開元到楊簡創建慈湖書院，從桂彥良（與宋濂、劉基同為明太祖三鼎臣）到袁枚（《隨園詩話》作者），從慈孝精神的代代相傳到清道觀裏道家思想的傳播，從綿延千年的馮氏家族到聞人代出的孫氏、應氏、嚴氏等大家族，慈城的巷巷弄弄裏無不是濃厚的研學氛圍。這種道統一直沒有斷過。在明清兩代，中原文明走向封建自閉的時候，這裏的學術探討一直和整個姚江流域的浙東學派保持著同步發展，而這種清明的進取意識直接導致了帶有強烈儒文化色彩的巨商橫空出世，如與山西平遙票號、安徽徽州鹽商並稱中國三大地方專業商的慈城藥商，也直接導致了江北第三個城市時代的到來。
第三個城市時代的到來有些屈辱，是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的產物。英國人選中了寧波作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江北岸出現了一群紅頭發、藍眼睛的洋人，他們建立據點，控製海口，壟斷航運，推行洋化。現在的“江北”名稱正是來源於此時，“江北岸”是最原初的稱呼。一個城市的新腳步在蹣跚中、跌跌撞撞中邁出。也許在現在看起來，壞事也可能孕育著新的變革，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圈定的僑居區域，帶來了洋輪、洋行、洋商、洋教、西洋建築等等新鮮的東西，街道改稱為馬路，私塾書院變成了學校，三輪車變成了汽車，這些帶著海洋文明氣息的東西，刻著“先進”“科學”的名字，劇烈撞擊著傳統的大陸文明框架，成為整個寧波看世界的最好教材。
但是一直以來，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英國人創造了新江北。實際上，開創新江北的是江北人自己。首先，1844年開埠的寧波港，與20年後開辟的上海灘不同，寧波沒有租界，寧波的主權沒有一天是外國人的，外國人在寧波沒有領事權；第二，外國人在寧波的時間極其短暫，在太平天國起義軍到達寧波的時候，即開埠後三十年左右全部撤到了上海；第三，在外灘曆史上有意義的實業都是江北人，或者說是寧波人自己創造的。據查寧波外灘的54處文物建築中至少有31處與寧波商幫有關，而實際上寧波幫的遺跡遠遠不止這一些。
老外灘揚善路1號是一幢西式巴洛克宮廷建築風格又夾雜著細膩的傳統中國工藝的三層樓房，叫嚴氏山莊。現在已被星巴克咖啡、半島飯店與一家酒吧分割，所以你可以非常輕鬆地進入這幢寧波最早期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房子，坐在二樓的窗口看甬江潮起潮落。這幢房子的原主人名叫嚴信厚（1828—1906），一個土生土長的江北莊橋費市人，他跌宕的一生正好是江北第三個城市文明的縮影，甚至也是整個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堅忍前行的寫照。他早年在寧波鼓樓前的恒興錢肆學業，據說因為食量巨大，一頓能吃掉兩升米，被店主找借口辭退。1845年，經同鄉介紹到上海小東門寶成銀樓任職，後來在“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推薦下成為李鴻章幕僚，由此成為近代洋務派的重要人物。1886年創辦中國最早的民族企業寧波通久源機器軋花廠，舊址在江北的灣頭，這也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機械化工廠，到1891年該廠的年生產能力已達皮棉3萬擔，為此於1894年在原廠附近又開設寧波通久源紡紗織布局，使軋棉、紡紗、織布連而為一。1889年在慈城創辦浙江第一家火柴廠慈溪火柴廠；1896年，在寧波創辦通久源麵粉廠、通利源榨油廠。而嚴信厚對這一時代的貢獻遠遠不止這一些，1897年在上海參與發起創辦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並任總董；參與創辦四明銀行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華興保險公司，成為中國近代金融業的開創者；1902年，在上海聯絡各業巨商，創立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並任總理，成為中國近代商會組織的開創者；並在上海、天津等重要商埠廣開公司。也就是說嚴信厚不僅是近代“寧波幫”的開山鼻祖，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化的積極推進者。
於是江北的曆史可以這樣解讀，開埠前江北是浙東手工棉紡織業的中心，“機杼之聲，毗戶相聞”，每逢市集，街市上都是背著腰機、棋盤等土布的人大聲叫賣；通商後價廉物美的洋布、洋紗充斥寧波市場（大概一斤洋紗等於一斤棉花的價值），傳統手紡業受到沉重的打擊，機戶紛紛破產，“巡行百裏，不聞機聲”。而嚴信厚的通久源軋花廠，改變了江北的屈辱。嚴信厚把灣頭下江一個原來手工軋棉花的工場改建為機器軋花廠，然後進口400台日本新式大踏板軋花機，將慈溪、餘姚等產棉區收購的大批籽棉，軋成皮棉，出口到國外。1888年8月的《捷報》曾這樣報道：“是中國為工業製造而使用動力機器第一次成功的嚐試。”實業救亡，引進西方的工業元素的過程中，民化大開。據載，當時一些無知的紳士和保守的百姓擔心修建廠房、使用蒸汽機會破壞風水，都起來反對；為說服民眾，嚴信厚讓他們選了五名代表，乘輪船到上海，參觀了外國人的一些工廠，這才打消他們的顧慮。
嚴信厚還改變了寧波的金融格局。他在上海創辦源豐潤票號，是中國商幫票彙業中最具聲望的票號，源豐潤票號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較為新型的錢莊網絡，著名的票號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漢口裕源，蘭溪瑞亨、寶泰，金華裕亨慎和寧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複恒、泰生等等。眾多的寧波票號使得江廈街的金融業達到曆史的最繁榮階段，“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的俗語正是由此而生。而其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引進國外金融製度和經營管理方式，使寧波的民族金融業走入新的時代；對整個中國來講，則是打破了當時外國銀行獨霸金融市場的局麵。
嚴信厚對寧波新文明的設計遠遠不止這一些，他本身還是一個傳統的儒家學者。他的父親嚴恒，曾結合七巧圖及書法藝術，獨創了“七巧書法”，在嚴恒族孫、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作跋的著作《聽月山房七巧書譜》中，詳細介紹了這種似畫如字的七巧書譜，著實是一種讓人稱奇的智慧。嚴恒是一個詩人，著有《聽月樓詩鈔》，是一個畫家，善畫蘆雁。在這樣一位父親的影響下，嚴信厚的古典詩文造詣極其深厚，而且其得書畫真傳，亦工書善畫，畫也以蘆雁沼澤著名，撰有《小長蘆館集帖》12卷。坊間流傳嚴信厚為胡雪岩賞識，正是源於他畫的蘆雁，慧眼獨具的胡雪岩認為他有“非市伶比也”的風雅品格，於是把他推薦給李鴻章。有這樣富人文素養、又處於洋務運動核心圈的人物，重視引入西方教育、開化鄉土就顯得非常自然了。1897年，嚴信厚與寧波知府程雲俶等商議，決定設立中西式的儲才學堂，這個學校以“革新圖強，儲備人才”為辦學宗旨，注重學習西方科技知識，開設了格致（理化）、數學、譯學（外語）等課程。校長（當時稱監堂）為慈城名儒楊敏曾。在第一批學生中，就有後來成為中國近代物理學先驅的北京大學物理係首任係主任何育傑教授，曾任《天鐸報》主筆和北大教授的洪佛矢，北大教授葉叔眉，南社詩人費公直，民國時期曾任財政總長的李思浩等人。儲才學堂即今寧波中學的前身。這個富而好施的人物，第一個預見運河文明即將衰退。如果浙東運河價值消逝，就意味著寧波對內陸的輻射力消失，寧波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地理優勢將消失殆盡。這位心急如焚的智者，也是一個堅實的行動者。他捐巨款在寧波修築鐵路，1912年滬杭甬鐵路寧波至慈溪（今慈城）試通車。據載當時在寧波江北岸槐樹路傅家衢頭的寧波火車站（今江北公園處）舉行慶典大會，極一時之盛。嚴信厚也經營航運，但他的生意主要是內河航運；真正主宰江北外灘航運權的是另一個慈溪人——虞洽卿。虞洽卿1909年發起創辦“寧紹輪船公司”，在寧波幫的幫助下，取代了英國太古公司在滬甬輪渡上的壟斷；1914年創辦三北輪船公司，1926年買進了寧興輪，成為滬甬線上的執牛耳者；並盤進了英商鴻安輪船公司，開辟了南北洋航線，成為全國性大航運企業。但是他們的努力並未能改變作為內河與海洋文明交雜的寧波港的衰退趨向，正如嚴信厚想築到杭州的鐵路在民國期間最終沒有完成，江北的火車站旋即在日本人的炮火中炸毀；尤其是上海港崛起後，寧波的地理優勢被取代，寧波人、外國人轉赴寧波碼頭，熱鬧一時的江北岸逐漸冷清下來。寧波港再次熱鬧要等1978年以後北侖港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