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問題與社會運動
根據“社會”是“以經濟的經常相互關係作基礎”的界定，我們不難得出“社會問題”的發生與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在資本主義世界曆史時期，“社會問題”實際上是個現代性問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社會問題產生的根源。
1.社會問題的性質
李達認為：“社會問題，是現代市民社會組織內部的矛盾所釀成的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72】也就是說，“現代社會”的社會問題是市民社會內部的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是“產業製度中的勞動問題”【73】。可見，李達認為，一般來說，社會問題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用下所產生的。
狹義上的社會問題就是勞動問題。產業革命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市民社會分裂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前者剝削後者的剩餘勞動以增殖自己的資本，後者靠出賣勞動力謀生，受盡生活的苦痛。社會分裂的結果是財富愈集中於少數人，窮困愈集中於多數人。富者愈來愈富，窮者愈來愈窮。於是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越發不能解決，社會問題也就產生了。因此，“社會問題”本質上是勞動者的生存問題。李達根據勞動者身份，把社會問題分為產業勞動者問題、農業勞動者問題、商業勞動者問題和婦女問題，並分析了它們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下的表現。
此外，李達按照社會問題的內容，又把社會問題分為三大類。第一類社會問題是“勞動條件的苛酷”。李達分析了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條件下工人生活狀況的艱難。沒有資產的勞動者，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成為商品，任資本家宰割，加之機械工業減少了對勞力的需要，以及分業的應用，促使工作簡單化，於是婦女、青年也能勝任。所以企業家爭用不熟練的工人，以謀求節省生產費用，一般成年勞動者就不得不屈服於低廉的工錢之下，以圖苟活。於是勞動預備軍成立，工錢就降到最低的水平線。這種情況多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當時的中國正是處於這種時期），其生產的表現形式主要是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而不是通過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
第二類社會問題是“地位的降低”。資本主義大生產使越來越多的人淪為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雇傭工人，社會日益劃分為兩大根本對立的階級，即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這兩者的對立，形成了市民社會最顯著的社會現象。兩者的差距，隨經濟的發展而越發增大。
第三類社會問題是“生活的惡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壓迫下，勞動者不僅感受到物質上的痛苦，而且還不免陷於精神上的墮落。他們的勞動力橫受剝削，毫無限製，一朝力竭身毀，就被視同草芥，舊日雇傭間的家族溫情關係已被自由的美名完全破壞，勞動者終於傷病老廢以死，喪失了生存的保障。救死還不能做到，誰還能顧到精神上的墮落呢？
2.社會政策與社會運動
李達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由感受社會問題的切身利害的階級自己起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一是由國家或資本家企圖謀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前者是社會運動，後者是社會政策”【74】。社會政策是國家或資本家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和衝突而采取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其實質是在承認自由競爭和私產製度兩大原則之下，由國家或資本家階級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社會運動，以謀求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無產階級的解放為目的。”【75】社會運動是由無產階級領導和參與的運動，其目的是改造不合理的經濟組織和生產方式，改造不合理的生產資料占有製，從而改變不合理的經濟地位，實現“物質的解放”。李達指出，由於這種社會運動以改變根本的經濟製度和社會製度為目的，所以必然遭到對立的資產階級的反抗，所以不得不以階級對抗的形式表現出來。社會運動首先是階級的，其次是政治的，但政治運動是徹底的社會運動，因為隻有政治運動才能奪取政權，改變原社會的經濟、政治製度，從而使無產階級得到物質的解放。社會運動的最高形態就是社會革命。
三、民族問題與中國革命
由於近代中國根本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的社會問題不僅僅是“產業革命下的勞動問題”，更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民族問題。因此，中國社會問題的性質是雙重的，中國革命的任務也是雙重的。
1.民族問題與民族解放運動
李達認為，民族問題是世界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之一，要了解世界革命和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就必須研究民族問題。那麼什麼是民族問題？“所謂民族問題，是一定國家內各民族間相互關係的問題。”【76】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問題有其特殊性，如全世界分成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個陣營；民族之間的融合會因世界經濟的發展得以促進，民族之間的差別會因之而被消滅；在世界革命的進程中被壓迫民族因解放鬥爭而結成同盟軍。在帝國主義時代，民族問題演變為殖民地問題。
李達認為，民族革命是“公理對強權的革命”。“強權”是指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實行政治的支配與經濟的剝削。“公理”是指清除政治的支配與被支配及經濟的剝削與被剝削之階級差別。由於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曆史時期是被迫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體係之中的，而且中國又處於半殖民地的經濟與政治地位，本國的民族資本發展受到壓製，本國的勞動群眾受到剝削，因此民族革命從性質上講是“全民革命”。李達進一步分析了在民族革命中不同的革命力量的革命表現，指出弱小民族的無產階級是民族革命中的中堅力量。民族革命的步驟有兩個：“第一在樹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第二在以加速度發展其本國產業，力謀與先進國家之文化相齊，以構成世界文化，形成世界大同社會之基礎。”【77】
2.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
李達分析了帝國主義時代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問題，認為：“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革命最重要的樞紐，是資本主義支配全部的問題，是與打倒帝國主義及被壓迫階級革命相關聯的問題，決不是孤立的、單獨的問題。”【78】
李達通過對曆史的考察闡述了各曆史時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在古代，民族鬥爭為階級鬥爭之先驅，而階級鬥爭又為民族鬥爭之結果。但是到了封建時代和近代，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則已處於同一隸屬關係。在封建時代，劣敗民族對於優勝民族的隸屬關係，與工商農奴對於封建地主的隸屬關係並無差別。在近代，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隸屬關係形成階級鬥爭，弱小民族對於優勝民族亦變為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之隸屬關係，而形成民族鬥爭。這就是說，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已來源於同一隸屬關係。因此，無產階級如果得到解放，則弱小民族亦隨之解放。階級隸屬的事實消滅，則民族隸屬的事實亦必歸於消滅。隻有如此，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才會相互並進而構成世界革命。自古以來，民族隸屬與階級隸屬、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雖然變遷形式不一，但都一樣起源於經濟的、政治的利害衝突；近代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雖然形式不同，但其革命對象是一樣的，即都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經濟的要素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政治的要素為國民主義。近代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實由此資本主義醞釀而成，更由此國民主義之助長而愈趨激烈者也。”【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