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借助唯物辯證法深化唯物史觀研究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典作家，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沒有為自己的哲學思想建立一個邏輯範疇的體係。隨著馬克思主義進一步係統傳播和與實踐相結合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路徑就是逐漸向教科書體係轉變。蘇聯哲學界在批判德波林學派後，逐漸形成了相對穩定的體係，直至斯大林體係占據蘇聯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在斯大林體係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了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係統化的工作，其中以李達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係統化所作出的貢獻最為突出。作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李達在《社會學大綱》中構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的理論體係，並提出構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脈絡，是在實踐的基礎上堅持曆史唯物論與唯物辯證法的同一性。鑒於《社會學大綱》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作出的努力，為正需要精神武器的“民族解放”的“戰士們”提供了“科學的宇宙觀和曆史觀”【35】，毛澤東評價《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36】。
一、整體性：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互為存在的前提
唯物史觀與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有著內在聯係、不可分離的重要內容。但有的人在認識唯物史觀時，容易把它簡單化、教條化，究其實質，在於脫離了唯物辯證法來講唯物史觀。而李達非常強調兩者的統一性、能動性，整體性是兩者互為存在的前提。
在《社會學大綱》中，李達把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係統地闡述。李達認為：“曆史唯物論與自然辯證法，同是唯物辯證法之必然的構成部分。”【37】他指出：“曆史唯物論如沒有辯證唯物論，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辯證唯物論如沒有曆史唯物論，也不能成為統一的世界觀。”【38】這表明，如果不借助唯物辯證的方法，要想在社會曆史觀中貫徹唯物論，即創立“統一的世界觀”的辯證唯物論，是不可能的；同樣，曆史唯物論的創立對於形成“統一的世界觀”的辯證唯物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李達首先談到的是唯物辯證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即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唯物史觀）的相互關聯性。他指出，把唯物辯證法當作哲學的科學看，原是認識論，它的更進一步的具體化，是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反過來說，當作認識論看的唯物辯證法的內容，又是對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與自然觀之普遍化的概括。【39】唯物辯證法的曆史觀就是曆史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就是辯證唯物論。李達認為，從唯物辯證法是一種認識論的角度看，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分別是唯物辯證法在曆史觀和自然觀上的具體化，同時唯物辯證法也是曆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哲學上的進一步抽象。
這種分析唯物辯證法的構成的思路，顯然不同於蘇聯《辯證唯物論教程》等著作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成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兩大塊的處理方法。黃枬森評價道：“在中國人自己寫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中，論述辯證唯物論的同時，又係統地論述曆史唯物論，《社會學大綱》算是第一部。”【40】
二、實踐：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統一的基礎
李達認為，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統一於實踐。“唯物辯證法是科學的曆史觀與科學的自然觀的統一，而兩者統一的基礎，是社會的、生產的實踐。”【41】
在李達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時被稱為“唯物辯證法”，有時被稱為“實踐的唯物論”。前者側重於“發展”，“唯物辯證法是關於發展的最深刻的學說”【42】；後者側重於“實踐”，體現了“實踐優於理論的見解”【43】。李達把唯物辯證法置換為“實踐的唯物論”，在於提出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意義，並通過認識論意義使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聯係起來。
其一，李達因揭示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係及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而發現“實踐的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聯係。李達指出，“實踐的唯物論”把實踐作為認識發展的杠杆，解釋為曆史上發展的物質的生產及社會的鬥爭，並主張實踐是認識的源泉，是認識發展的契機和真理性的規準，闡明了認識過程的辯證法，因而克服了舊唯物論的缺陷。所以，“實踐的唯物論”的認識論其實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實踐的思維方式具有鮮明的辯證關係性。所謂辯證關係性，一方麵指實踐的思維方式實質上就是一種辯證的思維方式，它在看問題時往往注意從事物和矛盾的對立統一關係出發，克服了過去哲學的形而上學與片麵性；另一方麵實踐的思維方式又是一種關係性的思維方式，它既不是單純從脫離人的自然出發，也不是單純從脫離自然的人出發，而是從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主觀性與客觀性在現實活動中的相互關係出發，消解了終極物，摒棄了傳統實體性的思維方式。因此，馬克思實踐的思維方式確立了辯證唯物論的辯證性。李達指出，根據辯證唯物論的基本規定，辯證法是矛盾的發展的法則，是物質的運動變化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運動變化的法則，因此，辯證法的思考法是可以把握自然中內在的辯證法的唯一方法，所以它是唯一的科學的而且正當的方法。
其二，李達因揭示實踐的社會曆史性，而發現了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的邏輯聯係。李達指出，“實踐的唯物論”把實踐當作曆史的、社會的範疇，把實踐解釋為感性的、現實的、人類的活動，並把它作為認識論的契機，所以能夠在其與社會生活的關聯上去理解人類認識的全部發展史，因而克服觀念論哲學的抽象性與思辨性，而到達於唯物辯證法。李達認為，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提出的“全部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的觀點，揭示了兩種思維方式：實踐具有曆史性，它是一種曆史主義的思維方式；實踐具有價值性，它是一種目的主義的思維方式。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44】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踐思想，李達認為，是否在理論建構中貫徹實踐，成為唯心論與唯物論的根本區別，並導致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唯心論的哲學，遵循在思維中求真理的規律；而辯證法的唯物論，則堅持在實踐中求真理。唯心論總是以生活的抽象為對象，唯物論則以生活的實現為第一。因此，唯心論和唯物論是兩個階級的意識的表現形態。即唯心論是離開了直接的生產過程的，脫離了生產實踐的階級的世界觀；反之，唯物論是生產實踐的階級的世界觀。
三、共同的特點：當作世界觀與方法論統一看的唯物辯證法
唯物辯證法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李達指出，概括個別科學的結論而形成的世界觀，必然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因為自然科學所發現的自然法則與社會科學所發現的社會法則，都是社會實踐的結果。至於哲學，是概括個別科學的結果，而在思維上再現外部世界的全體形象。在這種意義上，實踐通過個別科學而間接地成為哲學的基礎。哲學的真理性，也必須通過個別科學而由實踐所證明。所以說，哲學不隻是解釋世界，而且是變革世界。這樣的哲學，是理論與實踐統一的哲學。概括個別科學的哲學的世界觀應當是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首先是唯物的，而唯物論的世界觀，必然是辯證法的，因此，唯物辯證法是總括的理論。在社會實踐的發展上，個別科學不斷地反映世界的新形式、新內容，給辯證法供給更豐富的材料，因而概括個別科學成果的唯物辯證法，也更趨於豐富和發展。“所以，唯物辯證法是一般與特殊、直觀與思維、理論與實踐、經驗科學與理論科學之辯證法的綜合。”【45】
一方麵，從世界觀的角度來看，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是概括具體科學的結果，唯物辯證法是概括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結果，是兩者進一步的哲學抽象，因此唯物辯證法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李達指出，當作世界觀看的唯物辯證法，當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成果之普遍化的概括看的唯物辯證法，其中包含兩個部分、兩個領域，即唯物論的自然觀（自然辯證法）與唯物論的曆史觀（曆史辯證法）。唯物論的自然觀，以自然現象的發展法則為對象，因而它是對自然諸科學成果的概括；唯物論的曆史觀，以社會現象的發展法則為對象，因而它是對社會諸科學成果的概括。在這種意義上，唯物論的自然觀與唯物論的曆史觀，是唯物辯證法與自然諸科學及社會諸科學之間的媒介。因此，唯物辯證法與唯物論的自然觀及唯物論的社會觀具有密切的不可分離的關聯。所以，曆史唯物論與自然辯證法同是唯物辯證法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李達認為，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在其著作中充分展開了對社會的辯證法與自然的辯證法的論述。論述社會辯證法的代表著作是《資本論》。《資本論》暴露了布爾喬亞社會的發生、發展及其沒落的法則，闡明了人類社會的辯證法的發展。從哲學的角度來說，《資本論》這本經濟學巨著是“資本的論理學”，是唯物辯證法在社會領域中的擴張的範本。而《自然辯證法》則展開論述了自然辯證法的具體內容。《自然辯證法》這部著作，網羅了當時自然科學一切積極的成果，廓清了自然科學中一切形而上學的殘渣，指出了自然領域中的辯證法的發展，構成了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並給自然諸科學以方法論的指導。因此，創始者們吸取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積極成果即社會的辯證法與自然的辯證法，在此基礎上實行高度的哲學抽象，使唯物辯證法的內容更趨於豐富，具有普遍化的概括力。
另一方麵，從方法論角度看，唯物辯證法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當作方法論看的唯物辯證法，其一般的法則、原理和範疇，都是從一切個別科學抽象出來的東西，都具有極普遍的性質，所以它不但適合於任何特殊現象的領域，而且適合於一切普遍現象的領域。“唯物辯證法在自然領域中具體地適用起來，就成為自然辯證法；在曆史領域中具體地適用起來，就成為曆史唯物論。”【46】因此，唯物辯證法是一切科學的方法論，一切科學隻有依據唯物辯證法，才能正確地把握客觀的真理。鑒於唯物辯證法在認識論上的工具意義，唯物辯證法經李達等人的大力介紹，在當時已成為理論工作者自願接納的研究方法論。20世紀30年代中期，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家郭湛波創作了中國第一部近現代思想史論著，即《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在再版“序言”中，他披露了自己未采用胡適的建議，而堅持運用了“新的科學方法——唯物辯證法和辯證法唯物論”寫作論文，並說明“作者之所以用這種方法，並非有什麼成見和信仰什麼主義；隻是相信在今日隻有這種方法能解決問題，較為妥當，不得不用它”【47】。可見，不論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把唯物辯證法看作一種重要的理論工具。
四、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的關聯性
李達認為，在研究曆史唯物論的各種根本問題之前，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的關係問題。李達提出，“曆史唯物論之積極的意義，‘隻有闡明在辯證唯物論與曆史唯物論之間的內在不可分的聯係與統一’，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48】在此，李達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對費爾巴哈不徹底的唯物論的批判，對費爾巴哈曆史領域的觀念論的批判和強調馬克思、恩格斯主張把唯物論徹底地“擴張”到曆史領域的重要性。因此，李達指出，辯證唯物論初始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極力主張二者關聯的徹底性——“比辯證法的唯物論更為辯證法的唯物論，比曆史的唯物論更為曆史的唯物論”。“比辯證法的唯物論更為辯證法的唯物論”是與曆史唯物論相關聯的辯證唯物論，“比曆史的唯物論更為曆史的唯物論”是與辯證唯物論相關聯的曆史唯物論，兩者統一的基礎是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