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悟殊
中山大學曆史係
摩尼教是中古時代的一個世界性宗教，現代意義上的摩尼教研究，即作為一個獨立領域，或獨立學科的摩尼教研究，實發端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吐魯番考古的大發現。其間摩尼教遺址遺物，尤其是大量以古代中亞文字抄寫的摩尼教經殘片的出土，掀起了國際摩尼教研究的熱潮。0不過，吐魯番的大發現，並非中國摩尼教研究的直接導因中國摩尼教研究的興起，乃直接濫觴於20世紀初敦煌藏經洞的曝光。從該洞窟麵世的眾多遺書中，先後i隻別出三部漢文摩尼教殘經，及不少用回鶻文、摩尼文撰寫的摩尼教著作5從而確證了摩尼教在中國內地的流行，遂吸引了諸多中外學者投入研究。
迄今已刊布的敦煌本摩尼教漢文寫經，共有二部，均被收人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54，分別名為《波斯教殘經》、《摩尼光佛教法儀略》和《摩尼教下部讚》。盡管《大藏經》的著錄本多有錯漏，但由於其發行的普遍，故各國研究著作中，有關這三部寫經的文字，多據該版本。時至1987年，這三部寫經的德文全譯本出版，譯者係德國慕尼黑大學的漢學家施寒微(HSchmidt-Glintzer)教授，其仍然是據《大正新修大藏經》版本。
在這三部寫經中，最先被認定為摩尼教經刊布的是《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殘卷的下半截。該截寫本於1908年為法國伯希和(P.PelUot)所得，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P.3884；由清末學者蔣斧先生作為摩尼教殘經，於1909年首刊於《敦煌石室遺書》。蔣氏刊布該文書時，將自己所撰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與羅振玉先生的《敦煌本摩尼教經殘卷跋》一並發表。不過，考定該寫本為摩尼教經的，並非蔣羅二氏，而是伯希和，正如羅跋所披露伯希和氏據經中二宗三際之文，證以《佛祖統紀》，定為摩尼教經。”1913年，沙畹(Ed.Chavannes)、伯希和（P，Pelliot)在其《中國發見的摩尼教經典》長文中，將該半截寫本法譯刊布。1929年，比森(T.A.Bisson)又將其英譯發表。至於《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殘卷的前半截，係1907年為斯坦因(SirAurelStein)所得，今藏倫敦大英圖書館，編號S.3969。該截雖冠有“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一卷”十個字，但至1923年方被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和石田幹之助認定為摩尼教殘經。而把上揭伯希和與斯坦因卷子當成一個整體，視為同一寫本的前後兩個部分，則是在1952年。是年，石田幹之助發表論文《敦煌發見（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中若幹用語考釋》，宣稱兩半殘卷原來是連接在一起的，並就整篇文書的一些用語做了考證。同年，伯希和亦發表一篇短文——《敦煌發現的兩篇摩尼教寫經》，肯定斯坦因寫本No.3969便是他的No.3884的前半。1952年，夏倫(G，Haloun)和亨寧（W.RHenning)教授該截殘卷全文英譯注釋，連同原件照片，一齊發表。0該文提到伯希和曾表示要將該英藏殘卷法譯發表；後人在伯希和遺稿中，也有發現其翻譯該殘卷的手稿。不過，《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完整法譯本，是到1990年才另由Tajadod完成出版。該法譯本附有注釋，但所注多為佛教術語。在這全譯本中，也披露了伯希和部分該經譯稿，不過是經後人整理的。至於兩截殘卷之間是否有脫漏，中外學者一直存疑。至80年代，經國人多方考證，已確定兩截殘卷的接口恰好吻合，中間並無脫漏任何字，國內學者全麵考察該內容及其產生的曆史背景等，認為該寫本並非譯作，而是公元731年在華的摩尼傳教師遵照朝廷旨意，直接用漢語撰寫的一個解釋性文件。但西方學者多從語言角度，根據該經一些音譯術語源自伊朗語而認定其為譯本。
上揭《大藏經》所著錄的《波斯教殘經》，今名《摩尼教經》：原件藏北京圖書館，舊編號為宇字第五十六，新編號5470d當初的名稱係羅振玉刊布時所暫定；因原件首尾均未留題名，而就其內容，顯為波斯流入的宗教，但羅氏沒把握屬於哪一種，不敢遽下結論，“故姑言之曰波斯教經”，刊布於1911年的《國學叢刊》第二冊。刊本係請人照原件著錄，未加點斷，未經校勘，差錯較多。次年，日本學者羽田亨據羅氏刊本，考定其為摩尼教經。與此同時，沙畹、伯希和在上揭《中國發見的摩尼教經典》一文，據羅氏刊本譯成法文，並對其內容詳加考釋，在法國《亞洲報》刊出沙伯氏這一法文譯注本，被公認為研究該部漢文寫經的奠基性著作；尤其是不諳漢文的西方學者，更無不通過該文本來認識是經。目前旅居法國從事箋證敦煌出土漢文摩尼教文書的張廣達教授，在其《我和隋唐、中亞史研究》一文中，對沙伯氏這一譯注本作如是評價就其注釋的淵博深邃而言，今天隻有因新材料的發現和考釋而能對之做局部的訂正。”1923年，《國學季刊》第1卷第3號，以《摩尼教殘經一》為名，重刊該經產這回是據陳垣先生更為準確的點校本。陳垣先生在其名著《摩尼教人中國考》中，疑該經即為延載元年波斯摩尼教僧獻給武後的《二宗經》。按《二宗經》的伊朗文本，已在吐魯番出土物中找到並被解讀，兩相對照，蓋可判定陳垣先生的推測不能成立；但國人或考該經即為摩尼的《證明過去教經》，雖言之有理，但持之無故；因為迄今並未發見可確認為該經的其他文字版本作對照。8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學者力圖從吐魯番和埃及發現的其他文種的摩尼教文獻，找到與該部經典對應的寫本。在這方麵的努力，國際摩尼教學界認為宗德爾曼(W.Sunderrnann)教授最有成就。宗德爾曼教授是當今德國最著名的古伊朗文字學家，多年來潛心研究解讀德國收藏的吐魯番文書，成果斐然。現在西方學者一般認為北圖收藏的漢文摩尼教經，乃譯自中亞的一個帕提亞文(Parthian)本，而該文本與埃及發現的科普特文（Coptic)本《克弗來亞》（Kephala-ia)，同是源自古敘利亞文本的摩尼教經。不過，筆者對此不無存疑。因為當代這些西方學者，畢竟多不諳古漢語，更不熟悉唐代譯經的體例和習慣。北圖的漢文摩尼教經，雖雲殘經，實際所殘缺部分文字不多，現存約7千言，作為該經主體內容，文字連貫，闡發明暗二性之教義，一氣嗬成。而所謂《克弗來亞》，不過是個對話集，蓋屬語錄性質，並無漢文經典那樣完整係統的論說。西方學者以他們釋讀出來的其他古文字片斷，來與沙、伯氏的漢文法譯本比較，雖確發現某些術語詞句意思類同近似，但要把兩個不同文字的寫本目為同出一源，似乎還要借助中國傳統史學的方法，進行一番考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