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後，兩宋之時，情況雖有所變化，即這時北方興起的契丹、黨項，女真諸族都有自己的文字，漢字的公用性還存在嗎·劉漢民族的發展還能起內聚作用嗎？曆史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又是為什麼呢·
其一，這時興起的一些少數民族本無文字，後來在漢民族的影響下多借助漢字的筆劃創製而成本民族的文字。契丹大字是增減漢字筆劃而成，雖然是以幾個音符疊成一個音綴，但在形體上仍仿漢字合成一個方塊字；契丹小字，則是在契丹大字基礎上的改進，除筆劃稍簡外，以一個方體字代表一個音綴，自上而下，連續直寫。黨項法的西夏文亦是模仿文字，多用漢字六書的會意沽的創製，有時直接借用漢字，字形方整，字體結構有全、左右、幹、頭、下等區別，字體也有草書、隸書、篆書。女真文則是依據漢字改製的契丹文來拚寫女真語而製成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少數民族文字的隻不過是漢字的變種而已，仍然屬於漢字文化圈的範圍。
其二，這些少數民族在使用本族文字的同時，又通用漢字，甚至主要通用漢字。契丹大、小字就是隻在契丹貴族文人這個很窄的範圍內使用的文字，加之其音綴分離，多音詞之間不易截斷，行用不便的缺點，所以這些文人又大多兼通漢字，契丹文化仍土妥依靠漢字作工具才得以流傳。西夏文創製厄，漢字仍布西夏國內通行，不僅西夏國結宋朝的文書，多用西夏字和漢文並列書馬，而且西夏國鑄造的錢幣，寺院碑刻也是用西夏字和漢字拚列。女真文創製後，雖然金的某些統治者，如金世宗等大力提倡使用女真文，甚至禁講漢語，但漢語和漢字卻始終在女真族中通用，金章宗之時，罷廢契丹文，規定用女真文直譯為漢字後，女真貴族亦多識讀漢字，漢字書籍在女真族中流傳更加廣泛。由此可見，漢字的公用性不僅沒有喪失，反而在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的比較中更顯現出現其嚴謹、方便的優點，反而在這些少數民族中更加流通，漢字的公用性更加強了。
正是由於漢字的公用比在與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文字的比較中更加突出，所以在隋唐之後的宋遼夏金元時期的民族大同化中，漢字對漢民族的發展仍然起了一定的內聚作用。在這個民族大同化的曆史進程中，不僅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的文字逐漸廢棄而成為“死文字”，就連契丹、女真兩民族的全部以及黨項族的大部分也都被同化於漢族而成為漢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裏，漢字對漢民族發展的內聚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從上可見，無論是魏晉南北朝漢民族肥一次大發展時期，還是宋遼夏金元漢民族第二次大發展時期，漢字的公用性都無例外地發揮了出來。在漢民族形成後2000多年的曆史發展中，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漢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都是發展變化的，西漢時的漢族不同於隋唐時的漢族；兩宋之時的漢族也不同於隋唐之時的漢族；明清之時的漢族又不同兩宋之時的漢族；近代的漢族不同於古代的漢族，現代的漢族又不同於近代的漢族，父小之原岡。當然是漢民族不斷地吸收新鮮血液，新鮮養料，不斷地混血，不斷地融彙少數民族的文化，不斷地發展、變化的結果，唯獨漢字，從古至今，基本上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反而以其獨具的公用性，對漢民族的發展一直起著內聚的作用。
三、漢字的民族性對漢民族心理的內聚作用
民族語言文字，在一個民族的心理中是一個極為敏感的因素，因為它是一個民族本質的標誌和表現，是一個民族最有活力的紐帶，特別是漢字具有“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特點，就把漢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結在一起，把漢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曆程，都完整地、係統地保存在漢字文獻的寶庫之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使漢民族的曆史業績作為遺產一代傳給一代，千古不朽。而漢字在漢民族上下5000年曆史的錘煉之下，也就鍛鑄出了鮮明的民族性。
所謂漢字的民族性，就是漢字別於其它民族文字的特點，其主要表現是：
1．穩定。從古今用字情況來看，《十三經》累計589283個字，但不重複的單字隻有6544個，這基本上可以反映古代用字的最高約數。北京新華印刷廠等單位編的《漢字頻度表》，是根據21629372個字的材料統計的(其中包括86本書，104本期刊，7075篇文章)，不重複的單字也隻有6335個，這也基本上可以代表現代用字的最高約數。從這兩個材料的比較中，可見古今漢字實際用字的數量基本相當，說明漢字的穩定。正因為如此，所以曾致力於漢語音韻訓詁研究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aflgren)對漢字有過一段生動的論述，他說：漢字“一個中國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讀的一首詩無論是在基督時代(即公元1世紀)，或者公元1000年以後，或者是昨天寫的，從語言學觀點上看，對他都是一樣的。不管是什麼時代寫的，他都能夠理解並欣賞它。可是在別的國家，書寫文字隨著口語的演變，在很少幾個世紀中可形成一種實際上完全新的文字。今天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很少能看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國文獻。最早期的文獻隻有經過專門的語言學研究後才能了解。對中國人說來，數千年的文獻都能了解；他們對本國古代文化的無比熱愛和理解，大都是他們文字的這種特殊的性質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