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無論是仰韶文化的陶符，還是龍山文化的陶符，或是良渚文化的陶符，都顯示出了基本相同的形體，如果以仰韶文化。西安半坡的陶符為標準的話，那麼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或到大漢口文化的陶符似乎表現出了一種一脈相承的特性，這就為後來的漢字對漢民族形成所起的內聚作用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進入夏代時，夏民族的契刻文字比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漢口文化發現的刻在陶器上的符號更進了一步，對此考古發掘提供了可貴的材料。在河南王城崗遺址中，在一個相當於夏代初期的灰坑中，出土了一件泥質黑陶平底器，在器底上發現了一個在該陶器燒製以前刻在陶胎上的字——。這個字由兩個部分組成，象兩手有所執持，可能是“共”字，代表器物所有者的族氏。其與商代甲骨文的“”字，西周金文的“”字均很相似，在字形結構上來說已經超過了象形文字的階段，而是會意字了。達就表明：當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最早的民族，亦即是漢民族的發端——夏民族時，漢字也開始了真正的肇端。
此後，隨著夏民族之後相繼崛起的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等，他們使用的文字從商代的甲骨文到周代全文、大篆，表現出了一脈相承的關係，“”字就是一個典型字例。在漢民族形成的第一階段，漢字的前身夏文、甲骨文、金文的一脈相承性，就為夏、商、周以及楚、越諸民族的混血溶合提供了共同文化的基礎。就是在這個共同文化的基礎上，春秋以前相繼崛起的夏、商、周、楚、越諸族以及部分蠻、夷、戎、狄，經過春秋戰國的民族大溶合，終於徹底打破了民族壁壘，填平了心理鴻溝，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溶合而為統一的華夏民族，完成了漢民族形成的第二階段。秦始皇統一文字，漢字從大篆發展到小篆，到漢代時，漢承秦製，小篆又簡化演變為隸書，史稱“隸變”。隸變是古今漢字的一個偉大變革，它把篆書方正乎直化，使漢字完全脫離圖畫性質，而點畫化、符號化了，從此漢字在結構上不再發生什麼變化，字體也基本穩定了下來。此後出現的楷書、行書、草書乃至簡體字都不過是隸書更簡化的變種而已。秦時的隸書人們稱之為“秦隸”，西漢時的隸書人們稱之為“古隸”，東漢時的隸書人們稱之為“今隸”，在漢字一脈相承地發展之時，華夏民族出發展、轉化為漢民族，漢民族最終形成。由此可見，漢字從夏代之夏文，中經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直到隸書，乃至以後的楷書、行書、草書和簡化字，都是脈相承地向前發展著的，漢民族諸源在文字上的這種一脈相承性，就是漢字對漢民族的形成所起的內聚作用。
二、漢字的公用性對漢民族發展的內聚作用
中國自古是一個統一多民族的國家，但是除漢族以外，很多少救民族卻無文字，這種情況，越是古代越是普遍。如西漢至南北朝之時，北方的匈奴“毋文書”，烏丸“刻木為信”，渾車“不識文字”，羯、氐、羌亦無文頭南方的蠻族，以及偶、傒、僚諸族也天文字。那麼，怎麼辦呢？這就在中國曆史上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現象，即所有無文字的少數民族均使用漢字進行交往。於是漢民族所使用的漢字自古代開始就具有了公用性。
正是由於漢字的公用性，再加上筆者在第四編第一章所述魏晉南北朝民族大同化的原因，漢民族在自己的第一個大發展時期，終於以其巨大的吸收力和內聚力，不僅戰勝了分裂的危機，反而同化了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也同化了南方部分少數民族，極大地發展了自己。在這個民族同化的過程中，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不僅使用漢字進行交往，而且禁用本民族的語言。北朝時，推行“漢化”最力者北魏孝文帝就下詔規定：“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若有違者，免所居官。”可見漢字的公用性對漢民族的發展是有一定內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