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雜說了半天，事實上並不知道何以紀德忽然動了興致改編喀夫加的小說。紀德的論文最好聲東擊西，但願我這紀德式的“假托”癖，多少從喀夫加這一名字上使讀者獲得了一些與這名字無關的音息。
文章既已這樣開始，索性依然用我們這封信作起點。紀德此刻想來正在瑞士。他一向不長住巴黎。他永遠在啟程中，永遠離開巴黎，卻又永遠回到巴黎。巴黎七區凡諾路副一號的一所公寓頂層是他的寓所。他愛住高樓，無疑為使自己身心永遠保持空曠與豁朗的感覺。一八九八年答辯巴蕾斯（M.Barrès）的一篇短文是這樣開始的：
父親是於塞斯人，母親是諾曼第人，而我自己偏又出生在巴黎，巴蕾斯先生，請問您教我往何處生根？
於是我決定旅行。
紀德和法國十九世紀另一個偉大的作家福樓拜一樣，是南北父母的結合品。北方人的深沈持重使紀德傾向於內心體驗，南方人的明朗輝耀使紀德傾向於官能的樂趣。紀德不僅會合了南北地域的特征，同時父母雙方家庭的宗教背景也恰好相反：紀德的父親出自南部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新教家庭，而母親則是北部諾曼第（Normandie）的舊教家庭。“論不同，”他在自傳中說，“無過於這兩家；論不同，無過於法國這兩省，它們在我身上彙集了它們矛盾的影響。”他把自身這種對立性的遺傳因素看得很認真。“我常自信自己所以不能不從事於文藝創作，”再引他自傳中的話，“實由於藉此我才能使自身中殊異的因子求得協調，否則它們會永遠相互鬥爭，或是至少在我自身中作不斷的爭辯。”紀德除寫作，閱讀，彈琴（鋼琴是他一生中不曾間斷的樂器）以外，另一途徑即是旅行。像是為配合他生活中每一時期特殊的心緒，他不斷從酷熱的非洲或是溫暖的地中海或是清冷的瑞士與北歐來回奔走。瑞士，尤其是他今日所去的納沙德，一定能逗起他追懷少年時代的時日；瑞士，這堅貞，峻嚴，清冷，整潔的小天地，也正可用來象征紀德少年時代孤寂的心緒。如果我的記憶還多少可靠的話（因為我懶得再查），他十八歲時所寫的第一部小說《凡爾德手冊》像是就在納沙德完成的。這小說的最後一句——也是凡爾德的絕筆語——記得是：“雪是純潔的。”
如果細細來談這小說的前因後果，恐怕化整個晚上也說不完。我為說明信中“我打算在那兒和女兒相聚”這一句，就不免提及紀德的私生活，從而引申到為理解紀德思想與藝術所不可少的一些線索。第一紀德並無兒女，我是說他和他夫人並無孩子。他夫人原是他的表妹，於一九三八年初春故世。他回答我當年吊唁的信中說：“……是的，這傷逝使我幾個月來淒怖地感到消沈，你讀過我的作品，應能衡量這一位在我生活中所處的無限地位，我自身中最高的一切無不以她為指歸……”紀德夫人不僅在他情感中占據一個無限地位，紀德很多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從某一意義論，也都可說是他夫人的化身。我已說紀德與他夫人並無孩子。他信中所說的佳德玲小姐，也即今日快有兩個孩子的約翰·朗培爾夫人，卻是一九三八年他夫人去世後才出現的。當紀德正式替他這位已成年的女兒辦法律上認可手續時，曾使人們吃驚不止。我不便來敘述當代世界文壇的一位長者的私生活，如果紀德自己不在他自傳的《擬序》中說過這番話：“我認為如果受人憎恨的確是其人的真麵目，倒也遠勝於受人愛戴，而所被愛戴的卻並非真是本人。”
紀德的自傳《如果麥子不死》於一九二四年正式和世人相見以前（最初隻印成幾本非賣品），他的知友們都勸他到死後作為遺著出版。紀德最初把印成的幾本鎖在自己抽屜內，但道德上迫切的責任感使他不能不把自己這種舉動認作是膽怯。他說盧梭寫他的《懺悔錄》，因為盧梭自以為是世間唯一的人，獨特的人；“我寫我的，恰好由於相反的理由。因為我知道世間有多少人都將在其中認識他們自己的麵目。”紀德終於不顧世俗的毀譽英勇地發表了這本敘述他幼年以至成年這一階段的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