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討新上海人，必須先搞清楚什麼是“新上海人”？按照我們討論的範圍，“新上海人”主要是指改革開放以後的上海人。在新上海人中，既包括原來的上海市民，也包括移民進來的上海人；既包括年紀較大的、觀念相對保守的上海人，也包括以“小資”或“新人類”自居的、觀念比較前衛的年輕上海人。
1.新一代上海人的生活觀念
“生活觀念”也就是人們對於生活的各種感覺、經驗和理想的總和。新上海人的生活觀念主要是由以下四個方麵組成：一是生存觀念，即如何生存在社會上；二是事業觀念，即如何發展並提高自己，實現自己的理想；三是生活品格觀念，即如何過一種有高質量高品位的生活；四是公共觀念，即以何種方式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我們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就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人的生活觀念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
（1）新上海人的生存觀念
人們常說：“吃飯就是為了活著，但活著卻不隻是為了吃飯。”這裏說的“吃飯”也就是一個很現實的生存問題。生存是生活中的最基礎部分，是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在計劃經濟的生活時代中，雖然每個人都有“大鍋飯”可吃，但那一切都是按計劃規定好的，並且這樣的生存方式很容易造成思維和行為上的懶惰。改革開放以來，“旱澇保收”的“單位人”變成了充滿風險的“社會人”。於是，生存意識的重要性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現出來了。上海人向來以“精明”、“頭腦活絡”著稱，盡管這些長期受到計劃經濟的壓製，但並未就此消失。隨著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轉型，新上海人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普遍自覺地確立起新的生存觀念。一般說來，新上海人的生存觀念是：獲得一個薪水比較高、工作比較輕鬆的崗位，自己生活得比較舒適，也能為家裏做一定的貢獻。雖然這種生存觀念缺乏叱吒風雲的激情和高度，卻有著傳統家庭的溫馨和現實感。新上海人的生存觀念主要蘊含以下三種意識：
一是目標意識。我們這裏說的“目標意識”指的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個人如何定位自己的生存位置和製定自己的生存戰略。首先，新上海人都有強烈的自我定位意識。他們會認真地分析市場經濟發展的各種態勢，分析蘊藏在家庭關係和社會關係中的種種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分析自己的天賦、條件和能力，從而給自己確定努力的方向和目標，並製定出達到這一目標的相應的生存規劃。其次，新上海人中的成年人總是苦心孤詣地為子女今後的努力方向進行定位。他們廢寢忘食地了解各種社會上各種必要的信息，孜孜不倦地研究子女的學習成績、興趣愛好和性格特點；努力按照自己的設計方案，節衣縮食，含辛茹苦地讓子女接受各種教育，千方百計地啟動各種關係，為實現自己給子女所確定的生存位置和生存戰略而奮鬥。再次，新上海人也把這種清醒的目標意識貫徹到對任何一個群體、任何一家公司的生存戰略的思考上去。在他們看來，沒有清醒而明確的目標意識，不管是個人，還是群體，都會在生存活動中陷於失敗。由於這種定位意識特別強烈，不少新上海人成了市場經濟的成功的弄潮兒。
二是危機意識。我們這裏說的“危機意識”，是指人們對自己的生活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意外風險有清醒的意識。人生既是充滿機遇的，也是充滿危機的。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尤其是在變動不居的市場生活的背景中，各種意外的事情，如資金流失、工作變動、下崗待業、企業破產、蒙受欺詐、家庭婚變、意外傷害、出國謀生等都可能發生。一般說來，新上海人的危機意識都比較強。一方麵，他們普遍地對生活中可能不期而至的苦難有心理上的準備，因而未雨綢繆，或者在銀行裏存下一定數量的錢，以供不時之需；或者量力而行，購買相應的保險，在緊要關頭可以助一臂之力。另一方麵，當意外的變故，如突然下崗這樣的情況發生時，他們也不會驚慌失措，而是“既來之，則安之”，竭力調動各種社會信息和資源，尋找適合於自己實際情況的新的生存空間和新的工作崗位。
三是新經濟意識。我們這裏說的“新經濟意識”也就是指新上海人的“理財意識”。新上海人普遍地意識到，在市場經濟的生活模式中，即使一個人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但如果缺乏財商，缺乏經濟意識是不行的。在經濟上，新上海人對理財是十分精明的。他們總是“橫算豎算”，把每一分錢都用到刀口上去。首先，他們千方百計地把家裏積累下來的有限的錢盤活。其次，他們善於把親戚關係、同事關係、朋友關係、同學關係、上下級關係等作為一件資源加以開發。這樣做難免被人指責為實用主義，但在市場經濟環境中似乎也無可厚非。再次，他們努力把自己的消費行為轉化為投資行為。比如，為了自己居住而去買房當然是一種消費行為，但不少新上海人也竭力把這種行為轉化為投資行為。所以，他們在下決心買房前，會深入地分析以下種種因素，如上海房地產市場的走勢、該房子所在地區經濟發展的趨勢、該地段的房子升值的可能性等等。最後，最能見出他們理財方麵的精明的是對子女教育上的投資。他們幾乎無例外地把子女理解為“優質潛力股”，希望通過高投入得到今後的高回報。以上三種意識是上海人在嚴酷的市場經濟中認真琢磨出來的，是打著他們生命和鮮血印章的寶貴的生存經驗。
（2）新上海人的事業觀念
新上海人不但努力使自己適應市場經濟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具有強烈的進取心和發展觀念，即積極地創造條件，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與過去在計劃經濟生活中一籌莫展、“精明而不高明”的舊上海人不同，很多新上海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隻要能力和條件許可，他們就不會停留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思想狀態中，而是努力推進自己的事業，“把蛋糕做大”。新上海人的事業觀念主要包含以下三種意識：
一是機遇意識。對於老上海人來說，機遇之窗永遠是封閉著的，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生活就像一潭死水。而對於新上海人來說，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常常會提供許多意想不到的機遇。新上海人的機遇意識是多方麵的：首先，從城市發展中找機遇。比如，有個成年的上海人這樣盤算：上海的發展目標就是為國際性的大都市，今後涉外旅遊必定會大發展，從而會需要數量可觀的涉外導遊。基於這樣的考慮，他決定讓女兒往這個方向去努力，所以要求她學好英文、法文、日文、曆史、地理和文化，並為她尋找相應的進修學校。其次，在公共關係中找機遇。新上海人在交往中不喜歡“平時不燒香，臨來抱佛腳”，而喜歡“平時下點毛毛雨”。他們常常通過業主協會、文化沙龍、專業培訓班、研究生班、企業家聯誼會、周末度假、品茶、喝咖啡、打保齡球等各種管道，擴大關係戶，發展新朋友，甚至把公關搞到境外、國外去，以創造機遇，擴大自己的事業。再次，從專業技能中尋找機遇。眾所周知，電腦、外語、汽車駕駛乃是現代人生活中的“基礎技能”。不少新上海人認為，“舍不得孩子就套不住狼”，寧願自己花錢去學電腦程序設計、外語口譯、汽車駕駛等技能性的課程，以便為今後的就業創造更好的環境。總之，新上海人的機遇意識特別強烈，他們不為現在而活著，而為將來而活著。
二是學習意識。在市場經濟中，新東西層出不窮，需要不斷加以學習和了解。許多大學畢業生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後，覺得自己的知識已經跟不上社會的發展。為了有更好的發展前景，他們通常會重新“回爐”或“充電”，重返學校去深造。有些人珍惜已有的那份工作，利用業餘時間進修，“零存整取”，奮鬥了幾年，終於上了一個新台階；有些人幹脆“考研”，集中精力深造，畢業後另謀高就；也有些人不惜把數年來的積蓄花掉，到國外名牌大學去進修，然後再“殺”回上海，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出來。因這種意識，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業餘學校、學習班、進修班、研討班在上海以雨後春筍般的速度發展起來，形成了一道新的文化風景線。
三是變化意識。在計劃經濟中，人才是單位所有，老上海人就像螺絲釘一樣被釘在固定的地方，無法自由地施展聰明才智。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新上海人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他們不願意“吊死在一棵樹上”，而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隻要有更好的地方可以發揮作用，隨時準備跳槽。如果所在公司效益很差，甚至有破產的可能，他們絕不會心甘情願地充當“泰坦尼克號上的樂師”；如果所在公司的人際關係比較複雜，難以施展才華，他們幹脆扔下一句“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另謀高就去了；如果他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和客戶關係，也不會滿足於永遠做“小三子”的生活方式，而是想方設法，自己辦公司，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一般說來，跳槽已成為新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年輕人尤其如此。
總之，新上海人已經告別了老上海人那種“求穩怕亂”、“隨大流”、“出頭椽子先爛”、“小心謹慎”等保守心態，隻要認準機遇，就會大膽地去實踐。新上海人有頑強的進取意識和敢闖、敢創造的發展觀念，他們總是不遺餘力地追求著自己夢想和抱負的實現。
（3）新上海人的生活品格觀念
什麼是“生活品格觀念”？這裏說的“生活品格”並不是指貧富的等級，而是指一種高質量的、內涵豐富的生活理念。新上海人的生活品格觀念主要蘊含著以下幾種意識：
首先潮流意識。如果說巴黎是法國的時尚之都，那麼上海就是中國內地的時尚之都。不用說，潮流是時尚是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品位離開時尚，就像魚離開水一樣。在新上海人的心目中，淮海路永遠是上海的“時尚之街”。在淮海路上，無論是大型超市的裝飾，還是現代櫥窗的布置；無論是最新時裝的展示，還是名牌商品的羅列，絲毫不遜色於西方大都市。新上海人學東西很快，也追蹤得快。其次，新上海人的時尚意識還通過裝幀漂亮的雜誌、電視和電台的節目、別出心裁的廣告和使人耳目一新的服裝秀散布開來，許多廣告語竟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口頭禪。還有，青少年成了時尚追求的先鋒。他們中間的一部分人甚至還不能獨立生活，但已一身名牌。新上海人對時尚的追求似乎有著一股永不消逝的動力，這種動力使上海的變化日新月異。
其次包容意識。這裏所說的“包容意識”指的是生活理念上的包容與大度。上海是一個國際性的城市，即使是老上海人，也一直以“眼界寬”、“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自詡，但他們比較熟悉的是舊上海的生活方式，而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新上海人則在胸懷和意識上顯得更為包大和包容。他們對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采取理解和容忍的態度，決不在背後“說三道四”，輕易批評自己不了解或不喜歡的生活現象；同時，他們也信奉“天上不會掉下餡餅”或“沒有免費的午餐”，既保持著對新事物的敏感和興趣，又不會輕易上當，被人“當衝頭斬”。還有，他們對思想文化藝術方麵的各種新思潮、新作品、新術語和新人物保持著經久不衰的興趣和熱情，甚至對自己不理解的東西也努力去適應。法國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在上海演出時觀眾爆滿的景象就令人感動。在他們的包容意識中還融入了種種幽默感。新上海人見多識廣而又思想活躍，所以他們的幽默感總是源源不斷地噴湧出來，使他們的生活表現出一種從容不迫的氣度和高雅不俗的品位。
再次享受意識。如果說，老上海人由於住房、工資等各方麵的原因而瀟灑不起來的話，那麼，新上海人則把享受視為有品位的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一方麵，新上海人普遍信奉“努力工作，盡情享受”的生活信條。在工作時，他們既有獨當一麵的“大將風度”，又能埋頭苦幹完成各項任務；在休閑時，他們也決不瞻前顧後，拖泥帶水，新上海人玩起來也很投入，很認真。他們把公事和私事區分得清清楚楚，既不願意做“工作狂”和“苦行僧”，也不願意成為普希金筆下的無所事事的奧涅金。另一方麵，他們的享受還表現在對超越的精神層麵的追求上。在新上海人中，有些企業家、商人特別喜歡和文化人交往，甚至進研究生班再造，目的不是為了附庸風雅，而是為了破解人生之謎。
（4）新上海人的公共觀念
“公共觀念”是指新上海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切和參與。新上海人的公共觀念主要蘊含以下三種意識：
一是環保意識。這裏說的“環保意識”包含的內容就比較多。一方麵，新上海人對生態環境有自覺的保護意識。他們不但把家裏裝修得像“五星級賓館”，而且也越來越關心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他們不但熱心地向有關方麵提出環保的動議；而且也與一切漠視環保的現象作鬥爭。有位大學教授，他的雙胞胎女兒剛過10歲，搬進一個高級住宅區後，兩個女兒發現電梯角落裏放著一包無人過問的垃圾，馬上寫出一張小字報，呼籲全體住戶講究文明，共同保護環境。小小年紀就有強烈的環保意識。另一方麵，新上海人的環保意識還表現在他們對社會公正的維護上。在上海，無論是在馬路上，交通工具上，還是在其他場合下，兩個人或幾撥人吵架，隻要一方不講道理，聽眾中馬上會殺出“第三者”來打抱不平。大眾傳媒的“老記們”更是打抱不平的行家裏手。文彙報曾開設的《道德法庭》專欄、新民晚報開設的《薔薇花下》及《豈有此理》和《豈有此事》等專欄，實際上都是打抱不平的專欄。這裏說的“打抱不平”，並不是舊時的江湖義氣，而是主持公正、維護社會秩序的新風尚，體現出新上海人對環保意識的更全麵的理解。
二是誌願者意識。人們常說上海人是“經濟動物”，這種看法顯然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實際上，大多數新上海人對社會生活和公共事務抱著積極參與的態度。比如，現在你到上海市區的交通要道上，就經常可以見到一些已退休的、戴著臂章的老年誌願者。他們櫛風沐雨，自覺地維護著交通秩序，精神感人至深。又如，無論是在APEC會議期間，還是在漫長的申博期間，都有大量青年誌願者主動請戰，參與工作。他們高效的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奮鬥精神贏得了人們的稱讚。尤其應該提到的是，從“非典”流行以來，上海各醫院和醫學院的白衣戰士都主動請纓，要求以誌願者的身份到最危險的地方去經受鍛煉。把健康和安全留給他人，把危險和勞累留給自己。這裏不一定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的生死訣別，卻有著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偉大情懷和誌願者忘我犧牲的崇高境界。
三是政治意識開放。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生活變得越來越開明，新上海人不再有參政議政的顧慮了。此外，由於不少市民有炒股或其他投資行為，所以對國內外的政治發展態勢、對國際關係、對上海的政治經濟發展計劃等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切。首先，上海各主要街道、小區都設有東方書報亭、報欄、宣傳欄、老年人活動室等，特別是在報欄前，經常人頭攢動。人們一邊讀報，一邊議政，有時忍不住戲稱自己是“民間政治局委員”。其次，不少大學教師和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在工作之餘，努力為市政府做谘詢工作。顯然，這種參與方式也是知識分子實現自己價值的重要途徑。再次，市人大、市政協的代表和委員，無論是在會議期間，還是在休會期間，總是利用一切時間和機會，認真體察民情，深入進行社會調查，做好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工作，積極地向市政府建言獻策，充分體現出新上海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態度。
上麵，我們對新上海人的生活觀念做了一個總體上的考察。完全可以說，新上海人生活觀念的變化也是當代中國人生活觀念變化的一個縮影。當然，與兄弟城市比較，新上海人的思想還相對保守，手筆也不夠大。另外，由於曆史的原因，有的新上海人身上還殘留著一些陋習，如對外地人的歧視、崇洋頌洋的心態等，所以，新上海人需要在新生活的激流中進一步提高自己。
2.開放——上海的城市精神體現
上海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多元化傳統由來已久，早在清末就形成了以移民城市為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它以開放的門戶和博大的胸懷，包容了來自國內各省和世界各地的人們，使這個大都市充滿了欲望，充滿了活力，充滿了冒險的機遇。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已經習慣了與各種不同背景、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的人們打交道，形成了開放性、包容性較強的心態和多元的價值觀。
有關機構提供的數據表明，除了由國家政府出麵引進地在上海工作的國外專家外，改革開放以來，累計已有約10萬外國人在上海工作過。最近3年來，外國人在上海就業的人數以10%的速度增長，如今的上海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文化大都會，一個中西方文化兼容並蓄的平台。在上海進入文化設施建設新天地的同時，一個開放多元的文化格局呈現在世界麵前。上海的城市文化魅力，不僅在於短短數年間，以超常的速度打造了一批世界級的標誌性文化設施，還在於以此為通道，構建了一人中西方文化兼容並蓄的起跳平台，從而使這座城市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文化大都會。
上海作為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海納百川本是“海派文化”的鮮明特征所在。而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人並不滿足於複興傳統的“海派文化”，他們以更加開放的氣度、更加包容的胸懷、更加開闊的視野賦予其時代的新內涵。於是，我們看到，在上海進入文化設施建設新天地的同時，一個開放多元的文化格局呈現在世界麵前。
僅僅經過10年的曆練，上海電視節、上海電影節、上海藝術節、上海旅遊節、上海音樂節、上海服裝節、上海魔術節等等眾多文化交流活動，規模從小到大，水準從低到高，以令人炫目的速度突破地域的局限，大步流星地登上國際文化舞台，影響所及，遠播世界各地。上海國際電影節已成為世界9個A級國際電影節之一，而上海國際服裝節則成了國際服裝大師的盛會。
今日的上海不僅“節”多，而且成為世界頂級藝術家競相亮相的大舞台。從大型景觀歌劇《阿伊達》的盛況空前，到百老彙音樂劇《悲慘世界》的熱鬧非凡，越來越多膾炙人口的世界藝術精品，令上海人目不暇接。甚至魔術大師大衛·科波菲爾剛剛離開，另一個頂級魔術大師布雷·丹尼斯又接踵而來。這些年，越來越多的國際一流文化藝術大師的身影，川流不息地出現在上海的現代化舞台上，不僅使上海人不出國門便能欣賞到世界藝術珍品，更使大師的零距離接觸中，真切地感受到上海作為現代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的風采神韻。
與此同時，上海的國際性會展方興未艾，每年超過300項之多，已經達到世界通用的作為一個國際性中心城市的量化標準。而遍布全市的高水準、高規格的學術文化講座的日益紅火，更為上海人走向當代科學、文化的前沿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近年來，諾貝爾獎獲得者來滬訪問演講出現前所未有的高峰，當青年學子、普通市民與科學大師進行麵對麵交流時，這份幸運令周邊城市的人們羨慕不已。
當然，上海人在為中西方文化搭建交彙平台的同時，並沒有忘記做好自己的文化事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一直與經濟建設同步保持著持續繁榮的局麵。得益於文化產業機製的有力推動，上海的文藝創作高潮不斷，湧現了一批在全國產生廣泛影響的優秀作品，可謂好戲連台，好書頻出。在對外文化交流方麵，更是涉及文學藝術、影視出版等諸多領域。僅“九五”期間，上海就與70多個國家展開不同形式的文化往來，與數千個外國文化組織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聯係。
上海要建設國際大都市，上海人應該怎麼做？最近上海各界都在熱烈討論如何塑造“上海城市精神”和“新上海人”，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回應。
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說：“一個城市的精神不是憑空產生的，需要有合適的客觀條件，也要有時間的積澱。就上海而言，如果說曾經存在一種足以代表上海這個城市特色的精神的話，我想最突出的有兩個方麵：一是兼收並蓄，一是開放創新。”
複旦大學教授顧曉鳴認為，上海的傳統，本質上是整合國內外的各種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文藝流、時尚流等。它曾極大地激發起上海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促使他們領先做出許多令世人矚目的原創的東西。“開明”應成為上海的城市精神。開明揚棄了“精明”與“高明”的人為對立，而融兩者為一。開明，立誌高遠，氣度不凡，對一切新創的東西特別敏感；是厚德載物，對不同的想法和工作都能寬容待之，仔細領會，鼓勵不同意見，支持新人新作，獎掖成功，寬容失敗。開明，是開放的視界，平等對待一切“外人”，催生上海特有的海納百川的文化。開明，也是人與人日常相處的準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心中永遠有他人的存在，遵紀守法，以禮相見，克服嫉妒、陰損和無理爭吵斤斤計較的陋習。上海應成為一個“有理說得清”的地方；愛心和同情心得到讚美；責任心和誠信成為“上海人”內化的自愛守則。
複旦大學教授俞吾金認為，上海城市精神應包括至少四個要素：一是整潔，二是便利，三是寬容，四是優雅。
另一位上海籍的著名學者許紀霖則從批評的角度，對比了上海人和香港人。他認為，表麵上看上海人很精明，一點兒不肯吃虧，連一個小小的座位、一聲微不足道的Sorry，都不肯輕易放過。但正如朱鎔基當上海市長時批評的，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比較起來，香港人就高明得多，該爭的就爭，該讓的就讓。上海人文化而不文明，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香港和上海真是一根藤上結的瓜，一對有過殖民地經曆的難兄難弟。在如今的世界上，它們都算得上國際大都市了，又在暗暗較勁，看誰更“國際”。但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精神骨髓裏都有著一股與“國際”格格不入的小家子氣、封閉的山民心理。這種逆耳忠言，可以作為對上海人的警醒。
上海大學教授顧駿認為，上海的城市精神需要包容這個城市的過去、現在和看得見的將來。居於江海交彙之處的上海不但是兼容並蓄的，而且特別在意吸收優秀文明成果。善於融會，自然想法也多，從這一點看，上海的一個特點就是“想得到”。想到了，才有機會，想到了，突破創新才有方向。
想得到還必須做得到，所想的才能變成現實，精神才能有所附著。上海人素以踏實肯幹而且巧幹出名，隻要看看曆年來上海獲得多少創紀錄的突破就可以明白。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想得到和做得到之間，還有一個環節，那就是說得到。
今天世界對上海人的一個評價就是“說得到，做得到”，並為此將世博會的機會給了上海。敢說敢做，能說能做，實說實做，說到做到，確實已經成為上海和上海人的品牌。
正如著名作家餘秋雨對上海和上海人提出的忠告那樣：“上海人一定要從小市民變成大市民，要把被小市民作小的上海重新變成大上海，大上海有兩個概念，一是高等級地向國際開放，二是高等級地向國內開放……什麼叫大城市？就是誰也不把小市民放在眼裏的城市，那就叫做大城市，上海麵對的就是如何從那些斤斤計較、不講文化等級的小市民的汪洋大海裏麵擺脫出來，麵對真正的國際、麵對真正的全國，麵對一切來到上海的優秀人才，這個時候上海就成為大上海了。”
為了盡快提高上海市民的素質，改變上海人才結構，向國際大都市靠攏，上海已經開始實施人才戰略，改革戶籍製度，麵向國內外引進高素質人才。
從20世紀80年代起，特別是進入90年代之後，上海再次向全中國和世界敞開大門，形成了新移民潮。外地人大批進人，和當地的上海人摩肩接踵，在碰撞與和諧中上演一幕幕新的戲劇。來自外地的“新上海人”與當地上海人一起，締造新上海傳奇，而當地老上海人也在文化的衝擊下，急速提升競爭力，摒棄陋習，更新觀念，更新生活，脫胎換骨，讓自己成為真正的“新上海人”。
據2002年9月8日公布的最新統計數字，上海常住人口1640萬，外來流動人口380萬，城市人口數排名世界第五。另據有的學者保守估測，非持有上海常住戶口的“新上海人”（含內地各省市和境外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占上海人口的兩成。他們之中包括不同領域的人物，像夏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申花足球隊前鋒曲聖卿、男高音歌唱家廖昌永，還有從溫州來上海投資教育的名人殷樹德，上海的各路模特兒中多是外省人，到上海當保姆的外鄉女子也是“新上海人”。令人關注的是，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2001年選出的中國內地十大富豪中，其中8人先後成了“新上海人”，他們集團的總部都搬到了上海，他們是希望集團的劉永好、中信泰富的榮智健、萬向集團的魯冠球、金花企業的吳一堅、新疆廣彙的孫廣信、海王集團的張思民等。
據上海市人事局統計，截至2001年年底，上海人才總量達119萬，比1994年增長了69%，但紐約市常住外國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上海的42倍，香港這一比例達7%，上海連續幾年隻是0.4%，巴黎每10萬人口中，在校大學生所占比例是上海的8倍。在過去20年中，上海留學人員回歸率是兩成，而美國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的1/22，卻已集聚世界上1/2的研究生、1/3的本科生，1/4的科技人才。這些數字反映了上海與“國際人才高地”這一目標的差距。
2002年7月始，上海市政府發出文件，所有錄用的國家公務員，必須通過普通話（中國國語、華語）測試，成績需達到二級乙等（80分）以上，不合格者一律不予錄用。這一普通話推廣政策，近期將延伸到多個公務部門。普通話正在成為上海社會生活的第一語言。10年前，在上海商店，你用普通話問價錢往往會遭到售貨小姐愛理不理，甚至白眼。當年，不會說上海話，永遠是一個在上海的外地人心中的痛，在生活方麵受到不同待遇，外地人再出眾，也隻是一個外地人。如今在上海的每個角落，你不必為不會講上海話而心虛。從語言上也能夠反映出上海正在竭力淡化地域的局限性，向著國際化邁進。
在建設國際大都市的進程中，上海人是繼續以講上海話為榮，還是應逐漸淡化上海話，向普通話和外語靠攏？這已經成為上海人的一個“大眾話題”。長期以來，上海人對外地人的語言歧視，一直被認為是上海人傲慢排外和自我封閉的標誌。如今，不僅外省人要大批地湧進來，外國人也要大批進來，再繼續搞語言歧視就必然行不通，而且與國際慣例背道而馳。看來上海人的傳統觀念必須改變，上海人不僅要學好外語，也要學好普通話，以便勻各種背景的人溝通，促進文化融合，促進寬容、和諧、多元、多彩的“新上海文化精神”的形成，為上海的社會進步、經濟騰飛提供豐厚的文化基礎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上海的繁榮和進步，離不開每一個上海人的努力，無論是“新上海人”，還是“老上海人”，都是上海的主人，都是一家人。因此，隻有相互理解，寬容相待，和睦相處，才能形成同舟共濟的合力，這是上海的希望所在。也就是說，對於上海的前途和命運，每個上海人都責無旁貸！
3.上海人的“洋氣”——永遠的30年代，永遠的風花雪月
也許是近代以來歐風美雨洗禮的結果，上海人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麵，習慣向國外看齊，接受外國的新事物、新時尚較快，喜歡追新求變，引領潮流，而且這種過程很自然、很理性，沒有文化心理障礙和習俗障礙，也不會出現非理性的瘋狂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