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會行進中也有一個規矩：兩道街的臘會碰了頭，哐，哐，哐，三聲篩鑼，雙方立刻停止吹奏，並要讓出大道，靠路邊走。兩道街的吹打班子見了麵，也要互相拱拱手，道一聲辛苦，說一聲明年見。兩支隊伍錯過了，又是三聲篩鑼，各自就又吹打起來了。
那天黑夜，滿城的人們好像一下改變了脾氣，燈燭照耀下，清音繚繞裏，人人是那麼溫和，那麼歡喜，彼此見了麵，都要道一聲辛苦，說一聲明年見。至於明年以何嘴臉相見，明年再說。
當然，也有不大喜歡臘會的人。年前集資的時候，一些青年人說，吹吹打打，轉轉悠悠，有什麼看頭呀，又不表演。李雲朋聽見了，不依不饒，便捉了那青年辯論：
“你家過年貼對子不？”
“貼呀。”
“掛燈籠不？”
“掛呀。”
“你家的對子和燈籠，表演不？”
青年無話可說了，李雲朋便告訴大家：臘會不光是讓人看的，那是一種氣氛，一種味道，沒有臘會，像過年嗎？
李雲朋是我們街上的農民，吹喇叭的。年年一到臘月，他就沒心思幹活了，天天吹喇叭。他不站著吹，也不坐著吹，他在屋裏地下鋪一條麻袋，趴著吹。他說這麼練習最出功夫，腳不沾地，可以鍛煉“丹田”的氣力——喇叭對著炕洞吹，不妨礙四鄰。
臘會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拜廟祭神，見廟就拜。那一夜，城裏的大小廟宇都有香燭，臘會到了，扛燈籠的孩子們站立兩廂，吹打班子要對著廟門，盡情地吹打一番。祭神不吹“老八句”，也不吹“萬年花”，一個“大開門”，吹“水龍吟”。那也是一個古老的曲牌，熱烈、歡快，廟裏的白臉判官、焦麵小鬼聽了，好像也喜氣洋洋的……
因為祭神，後來臘會被禁止了。官方認為那些曲牌也不行，軟綿綿的，可以麻醉人們的鬥誌。
臘會沒有了，人們的鬥誌果然沒有被麻醉——文化大革命中，扒了土地廟，拆了陽和樓，砸了公檢法，弄壞不少東西。
臘會沒有了，我們街上的李雲朋可不死心。每年除夕，他便叫來馬老潤和杜傻子，吹一陣喇叭。他們提著一盞小燈籠，到城牆上去吹，前半夜吹“老八句”，後半夜吹“萬年花”，城裏城外都能聽見……
馬老潤是個木匠，太平街人。
杜傻子家住南關，趕車的，也是農民。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愛“吹會”，號稱“三支大笛兒”。
他們沒有白吹，街頭上又出現了個體小販那一年，臘會又恢複了。隻是燈籠少了，“落會”也早了，“門燈”上既畫呂洞賓、張果老，也寫“照章納稅光榮”、“一對夫婦隻生一個孩”——這麼一寫，稅務所給一百塊錢，計生委給一百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