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白文的價值，石鍾健言：“‘白文’在白族的曆史上，確曾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文化發展的作用。首先，‘白文’給白族保留下來許多古老的曆史傳說，這些寶貴的傳說，是我們今天研究白族曆史的重要史料來源之一。其次，‘白文’曾經大量采用了漢文的詞彙和漢文成語，這些詞彙和成語，自然變成了豐富白族語言的一個源泉。第三，由於‘白文’文學作品(如民家調子)的大量出現，這些加過工的文學語言，必然會不斷地豐富著白族口語。第四，這些‘白文’資料，在今天整理‘白族的語言史’時，當然是語言學者所特別寶貴和重視的。總起來說，‘白文’在白族的曆史上，曾經發揮過一定程度的促進文化發展的作用，但是因為它是一種不完備的表達語言的工具，當白族高度地吸收了漢文化之後，當他們的地區特點被衝淡以後，他們寧願學習漢文和使用漢文，絕不再使用‘白文’，‘白文’自然就被廢棄不用了。正像其他幾種從漢文派生的表意文字一樣，在曆史上，都早已‘銷聲匿跡’和‘湮沒無聞’了。”石鍾健從語言發展的角度對白文產生和消失的必然性作出了宏觀探討，對白文的語言學、曆史學、文學等多方麵的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據王富對大理國安定四年(1198)所立的《大理國釋氏戒淨建繪高興蘭若篆燭碑》考證，其言“文內有些文字，特別是田畝上用的量詞，這些字今天還保留在白語裏麵”。明代楊黼《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碑中的一些白語，“有的見於《蠻書》中‘白蠻語’，如‘帶謂之佉苴’、‘舞謂之伽旁’。‘佉苴’現在也還在白語中使用，沒有多大變化”。足見白語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至今在白族聚居的地區，白語仍然是白族人交際的主要語言。
三、其他語言的碑刻
在白族古代碑刻中還有一些其他語言文字的碑刻。
從《大理叢書·金石篇》收錄來看，大理國時期有梵文碑3通，即《大理國佛弟子議事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頂尊勝寶幢記》刻梵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立於大理國元亨十一年(1195)《大理國彥賁趙興明為亡母造墓幢》碑陽有梵文5個字，在碑陰及兩側刻有梵文《陀羅尼經》；《大理國釋氏戒淨建繪高興蘭若篆燭碑》碑麵框四角刻有梵文4字。元代的梵文碑數量較多，一共有33通。除了泰定元年(1324)立的《李升墓幢梵漢文刻石》之外，五花樓遺址出土的元代碑刻中就有32通梵文碑刻。有的碑兩麵刻梵文，如《楊藥師生碑》、《蘇參碑》、《楊禧碑》等；有的是單麵刻梵文，如《至正七年殘碑》、《張長老墓碑》、《楊生善碑》、《釋戒超碑》等；有的是在碑額篆字旁刻梵文數字，如《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趙道宗墓碑》、《張齊碑》。可見元代的梵文碑主要集中於墓碑類，碑中所刻梵文的位置也較為多變。明代的《故安人車氏墓銘》碑陰刻《佛頂尊勝陀羅尼咒》梵文經、《故李參幽堂碑銘》碑上半部為漢文，下半部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神咒》梵文經。清代梵文碑如康熙十七年(1678)《雞足山金頂梵漢文殘碑》。由上可見，大理國和元代大理總管時期是曆代梵文碑刻出現最多的時期。梵文碑的大量出現可視為佛教盛行的一種體現，這一點在前文已經有所論述，不再贅言。而明清時期，梵文碑寥落，這與中央政權對雲南地方宗教信仰的壓製政策的影響有關。
另外，白族古代碑刻中不乏使用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碑刻。如立於至元六年(1269)的蒙古文碑——《昆明筇竹寺蒙古文碑》，清末的《觀音堂韋陀殿石匾》中還有藏文數字。這些蒙古文和藏文碑的出現，反映了白族碑刻中多種語言共存的情形，體現了碑刻語言的豐富多樣性和白族對異族文化的融合。
綜觀白族古代碑刻的語言，漢語始終居於主導地位。白語作為白族的民族語言，隨著白族在不同曆史階段社會地位的變遷其使用的範圍和地位也不斷變化。南詔國、大理國、元代段氏總管時期，白族是統治階層的主體民族，可以看到白語、白文作為官方正統用語的地位。明清時期，隨著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漢語成為官方語言，白語、白文轉向民間。另外，白族古代碑刻中梵語、蒙古文、藏文這些異族文字碑刻的數量雖然不多，卻折射出白族碑刻語言的豐富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