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古代漢語碑刻語言除了典雅、省淨、平易的風格外，還有如《馮補袞詠唐梅詩碑》那樣古樸秀麗的作品，詩言：“此梅歲結千層玉，鐵幹橫開分外妍；無為盛唐存古高，卻從南詔國享長年。……似怕太真相妒忌,索居白國不爭妍。”也有像《封閉雙馬槽廠永禁碑記》、《水目山普賢寺水利訴訟判決碑》等那樣明白如話的作品。從一通碑來看其語言風格是統一的，但是通覽白族古代漢文碑刻，跨越了兩千多年曆史，數量眾多，語言風格不一定完全統一，因為不同的碑刻作家所處的時代不同、創作的碑刻類型不同、創作的情景和動機有著各方麵的差異，所以這裏所談論白族古代漢語碑刻的語言風格，隻能說是就其大體取向而論。
二、白文碑
白族有自己的民族語言——白族語，但沒有文字。所謂“白文”就是用漢字記錄白語，表達白語的意義。在白族古代碑刻中，用“白文”書寫的碑刻被稱之為白文碑。
白文碑在白族古代碑刻中數量不多，但幾乎在每個時期都有白文碑出現，反映了人們對白族民族語言的自覺使用。以《大理叢書·金石篇》統計，最早的一通白文碑為大理國明政三年(971)的《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其後大理國安定四年(1198)所立的《大理國釋氏戒淨建繪高興蘭若篆燭碑》中也出現了一些白文。元代大理總管時期的白文碑有：立於大德十一年(1307)的《加封孔子聖詔碑》、立於公元1326年的《元大崇聖寺聖旨碑》、立於公元1340年的《昆明筇竹寺聖旨碑》、立於公元1370年的《段信苴寶摩崖碑》。以上6通白文碑主要出現在大理國和元代段氏總管時期。尤中先生言：“白文在大理國時期也有發展。它仍然是在借用漢字的基礎上增加一些表現白族語言的字(這種字形仍同漢字)。今存《石城會盟碑》和《張勝溫畫卷》上麵的文字，即屬於白文。”如果將《南詔德化碑》中出現了零星的白文，如“酋苴”、“望苴”等也聯係起來，可知南詔國、大理國、元代段氏總管時期白文一直持續發展，而元代碑文碑數量不少，說明白文應是十分的流行。考察大理國時期《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中“三十七部”所包括的地域範圍，大致包括了今天滇東、滇東南；貴州普安、威寧等地。這些地區亦是包括白族在內的彝族、苗族、壯族、哈尼族等多個少數民族聚居之地。而《段氏與三十七部會盟碑》以白文發表，可見白族語在大理國時期的通用性很強，在少數民族中有著較為廣泛的傳播性，可視為通行的外交官方語。而元代《加封孔子聖詔碑》、《元大崇聖寺聖旨碑》、《昆明筇竹寺聖旨碑》中均為雙語碑文，如《加封孔子聖詔碑》、《元大崇聖寺聖旨碑》均為漢語、白文；《昆明筇竹寺聖旨碑》為蒙古語、白文，說明白文在這些聖旨碑中都充當了譯文的作用，可推知白語在元代雲南社會中發揮了重要的官方交際作用。
明清時期，白族古代碑刻中不乏白文碑。《大理叢書·金石篇》中收錄6通白文碑。立於明宣德年間《應國安邦神廟記》、立於明正統十二年(1447)《追為亡人王波正之靈碑》、立於景泰元年(1450)《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立於景泰四年(1453)《故善士楊宗墓誌》、立於景泰六年(1455)《故善士趙公墓誌銘》；清代康熙四年(1665)《史城蒼山道人建庵尹敬夫婦預為塚記》。從明清時期留存的白文碑來看，白文的運用主要在墓葬中，體現了白文使用民間性的增強。綜上可見，南詔國、大理國、元代大理總管時期，白語、白文使用具有官方語言色彩，而明清時期隨著雲南納入中央集權的統治，漢語普及。但在民間白文、白語的使用仍然流行，體現了白族對本民族語言自覺堅守的意識。明代學者楊慎曾譯寫《滇載記》，在這本書的自跋中，楊慎說明該書是根據“僰文”(即白文)書寫的《僰古通玄峰年運誌》翻譯寫成的。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大理喜洲聖源寺主持寂裕，也曾翻譯《白古通》一書中關於宗教的部分，寫成《白國因由》。寂裕在書跋中言：“菩薩累劫救護此處，蓋有十八化雲，備載僰古通。……逐段原由，緣是僰語，但僰字難認，故譯僰音為漢語，俾閱者一目了然。”寂裕：《白國因由》，大理喜洲聖源寺寂裕的木刻本。可見，白文在明清時期的發展備受文人關注，他們對白文文獻和作品的翻譯，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人們對白文使用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