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神武不殺”治世理念是元朝統治者立足於國家一統、雲南民族文化多元的背景之下，統治西南邊疆思想的高度總結，對忽必烈的後繼者促進西南各民族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其提倡的文化兼容政策被其後繼者推廣實行。元代成為中國古代曆史上唯一一個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製度的封建王朝，它是中國曆史上思想文化禁錮最小的王朝之一，以往朝代中文人因言論遭受牢獄之災或是殞命的事件在元朝尚未發現。元朝是中國封建曆史上唯一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是在當時的歐亞大陸上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三、元世祖“神武不殺”治世理念的文化意義
(一)破除華夷之辨
《世祖平雲南碑》開篇言：“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又言：“萬國一家，孰為要荒。”即言普天之下，凡日月所照耀地方，不分內外，各民族都是一家人，沒有親疏之別。世祖天下大同的氣魄，反映了他對中國古代社會長期存在的夷夏成見的駁斥。
元世祖破除華夷之辨的思想，一方麵承接了元朝以前少數民族統治者華夏本為一家的理路。金太祖言“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盧彥倫稱“契丹、漢人，久為一家”，唐括安禮言“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民族兼容的觀念促使元朝統治者視西南各少數民族為一家。另一方麵，元代統治者以少數民族的身份，受到草原文化的熏染，少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夷夏觀念淡薄。
與此同時，破除華夷之辨的思想也體現了元朝統治階層，為了實現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形成的華夷一統的共識。世祖忽必烈用人唯賢，排除狹隘的民族觀念，廣泛地任用漢族或其他少數民族人才。漢族官僚亦視忽必烈為賢明的君主，所以盡心輔佐。《陵川集》卷三十七載：“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郝文忠公陵川文集》載：“天之所與，不在於地而在於人，不在於人而在於道。”又：“中國而既亡矣，豈必中國之人而後善治哉？聖人有雲：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苟有善者，與之可也，從之可也。”即言天下興旺的關鍵在於天子。郝經進一步指出，隻要能行德治善政，君主是否為少數民族並非妨礙，相反隻要是“善治”之人，一樣值得萬民擁戴，天下敬仰。既闡明了華夷沒有差別，有力地批駁了華夷之辨的偏見，同時也反映出他對蒙古君王忽必烈成為有道之君的殷切希望。許衡則直言“直須眼孔大如輪，照得前途遠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華夷千載亦皆人”，主張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民族關係，反對嚴格夷夏之防的民族差異論。正是因為君臣之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所以世祖忽必烈政權“華夷一統”的觀念有力地衝決了中國古代傳統社會固守的“夷夏之防”，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意義。元代建立以後，中國的民族構成基本確定下來，“中國曆史的民族組合，到了元代，可以說是基本穩定下來了，其後雖有滿族的入關，變動並不太大”。
(二)完成了對中國西南邊疆的統一
在元代以前，雲南與中原王朝一直保持一種較為鬆散的關係。張誌淳在《南園漫錄·大寺碑》中言：
雲南自開辟以來，上而唐虞三代之寬，下而秦漢曆朝之盛，非所有也；諸葛孔明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方始定；曆晉隋唐而下，非中國所及也；皇元一混區宇，治隆古昔，際天極地，莫不來庭。癸醜年，世祖皇帝禦駕統兵……而雲南六詔悉平。厥後委命大臣兀良葛歹(即兀良合台)首整其緒，繼遣平章政事賽典赤紛理其科，民遂生而樂業者，追今七十餘年矣。
元代在雲南首次設立行省，開始了中原王朝對雲南的直接控製。蒙古平定大理國，為此後中國西南邊疆的最後定型奠定了基礎，這也對我國多民族的統一與發展，對雲南的經濟、文化的進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保持白族文化的延續發展
忽必烈平定大理之後，在雲南建立行省，因地製宜地實行“土司”、“土官”製度，不但加強了西南邊疆地區與內地的溝通聯係，而且推動了雲南融入中央王朝的統一管轄。元代雲南社會安定繁盛，成為雲南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