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釋並用
發揮釋教對政權的調和互補作用可謂大理國“德運”治世理念的民族和時代特色。具體表現為：
一是，統治集團在權位的變更中，發揮“讓德”，體現了儒家仁政與佛教與世無爭精神的融合。《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言：公明明心地，了了性源，興修白馬，喜建伽藍，眾山蘭若無不周備。所謂溉其根而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帝憫其精勤有道，為濟民，皆在斯焉，再敕號曰護法公。
這段話載錄了高量成讓位給其侄中國公後，隱居屬地一事。高量成讓出相位一事，表現了其以國家大局為重，甘願犧牲小我的“讓德”。《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讚譽高量成“功業蓋天地，道德高古人，尚和光同塵，而不負自高自大之意。皆以身為天下安危”。並言其“胸襟坦然，而懷不校，此皆能仁之行”。高量成讓位之德，為後世流傳。明代李元陽所作的《讓公庵記》言：“讓公庵在三塔崇聖寺，為諸院之一。其曰讓公，不知何所指。或曰南詔國臣高氏所創，以其有讓德，故名。”
段氏在王權的變更中也以讓為美，多次出現前代君王避位為僧的情況，以下略作列舉。
段氏八世素隆，以宋真宗乾興元年壬戌歲立。癸亥，改元明通。阿統之廢也，素廉之妻撫統子素真。素真幼警敏，識人意表。阿統幽死，祖母憐素真不得立，使人讓高相。高相不得已，勸素隆避之。素隆立五年矣，亦無失德，丙寅，避位為僧，傳位於素真。
乙卯，思廉在位三十一年，避位為僧，禪位於子連義。
段氏十三世正明，宋神宗元豐五年壬戌立，改元保定。癸亥，改元建安；辛未，改元天佑。凡在位十二年。性謹恪，尚儉素。甲戌，避位為僧。
丁醜，正淳改元文安。在位十三年，避位為僧，傳子正嚴。
戊午，正嚴又改元廣運。丁卯，避位為僧，凡在位四十年。後卒，偽諡憲宗宣仁皇帝，傳子正興。
可見，段素隆避位，傳段素真；段思廉讓位於其子段連義；段正明亦避位為僧；段正淳避位，傳子正嚴；段正嚴避位為僧，傳子正興。縱觀大理國段氏皇位22傳，其中有8人避位為僧。大理國皇帝避位以後，棲居佛教寺廟，淨心修行，不再過問政事。釋教成為撫慰心靈的良方，鍾鼓聲聲引領著曾經的王者尋找到平和出塵的淨土。中國封建王朝王權的更迭曆史中，為了爭奪皇位，君臣相疑、父子相殘、君鳩臣、臣弒主，殘酷的鬥爭與血腥的殺戮不絕於代。大理國皇權以避位更迭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王權爭奪的血腥鬥爭，保證了段氏政權內部的穩定，形成了大理國與中原王朝不同的政權特征。
在大理國統治階層中，無論是皇帝還是權相，以讓為德，以一人之避位，將殺戮與流血降到最低程度，從而換取了天下的太平。“讓德”之中融合了佛家與世無爭的精神，為中國儒家仁政理想注入了鮮明的民族特色。
二是，統治階層以佛法為治，注重向民間傳播佛教信仰文化，以此調和社會矛盾，實現國家的穩定，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
第一，佛教與皇權緊密結合，佛教披上了國教的色彩。《南詔野史》載：“段正興又名易長”，而其長子名段易長生，次子名段易長興，其女名段易長順。“易長”是觀音佛號之一，段正興與子、女均以用一佛號為名，說明佛教對大理國皇室的影響深刻。又載：“晉天福二年，段思平開國，至宋寶祐元年，元世祖滅段氏，段據雲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國，亦開科取士，所取者悉僧道讀儒書者。”可見，朝廷官員大多從僧儒中選拔。郭鬆年《大理行記》言：“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段氏的政治體製中亦製定了分工詳細的僧官僧封製度。如《興寶寺德化銘》撰文者楊才照為“崇聖寺粉團侍郎”。“粉團侍郎”一職應為以備顧問的僧職。《地藏寺造幢記》稱段進全為“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眾”，當為大理國僧尼總管，其被賜號“洞明儒釋慈濟大師”。另有王本《南詔野史》言：“段氏居雲南，共二十二主三百十六年，段氏有國，亦開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讀儒書者。”大理國以僧道儒為官屬，可謂將其“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治世思想付諸實踐的又一舉措，這也使得其政治統治趨於佛教化。
其次，大理國段氏與高氏都積極地推動佛教在社會中的影響。《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言“溉其根而其實，種其福而積其基”。認為佛教能夠使社會的根基得到滋潤，從而使得社會更好地發展，盛譽佛教的社會影響力。
大理國段氏曆來推崇佛教，並在各地興建佛寺，傳播佛教思想。《滇史》載：“故大理佛教最盛，而蒼洱之間仙釋遺跡甚多。如雲南一縣，有寶華寺、水目寺、龍泉寺、般若寺，皆段氏所建。”
高氏作為上層貴族亦篤信佛教，推布佛教的影響，與段氏呼應。高量成可謂其中的代表人物。他退出相位後，歸隱威楚山林傳布佛教。《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