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的“帝”是指段正興，其敕諭言“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為實，周以會為實”。其中“商以誓為實”、“周以會為實”引用了兩個典故。前一個典故中，說的是老百姓不滿夏朝統治，流傳“時日曷喪？予繼汝偕亡”的誓言，最後夏朝為商湯所滅的曆史。後一個典故是指周武王與八方諸侯舉“成周之會”，最後共同討滅商紂的曆史。聯係大理國建國的曆史，如前所述，大義寧國為段思平聯合“三十七部”所滅，立國的經過與周朝相似。同時，也以此典故喻指大理國效仿周代立國，實現國家太平。
國相高量成乃力主“行周道”的功臣，因此碑文盛讚其蓋世功績。碑文對其“行周道”的德政實踐進行了闡述。《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言：
公以禮儀為衣服，以忠信為甲冑，以智勇為心肝，遠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
這段話讚美高量成具有“禮儀”、“忠信”、“智勇”品質的同時，亦強調了為政者必需的品質修養。碑文連用多個比喻說明這些品質的重要性：言“禮儀”如同“衣服”，意謂禮儀是展現個體內在修養的重要媒介；言“忠信”如“甲胄”，既說明忠誠、誠信必不可少，同時指出其為保護內在心性的重要依靠；將“智勇”比作“心肝”，強調了其為個人內在修養的核心地位。國相高量成具備了“智勇”、“忠信”、“禮儀”的內在修養，盡心輔佐段正嚴，所以深得其信任。《南詔野史》載：“郡臣以高升泰侄高量成有德，請立為相國，號中國公。”段正興執政時期，高量成繼續輔國。“正興能守父遺緒，高量成佐之，亦稱賢相。未幾，量成退位，居威楚。然國有大事，正興必遣問乃決”。高量成讓出相位之後，大凡國之大事，段正興必與其商量然後定奪。《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讚譽高量成“功業蓋天地，道德高古人，尚和光同塵而不負自高自大之意”。
高量成的侄子高逾城光亦是重禮盡忠之人。《興寶寺德化銘並序》雲其“早實仁義之懷”。又雲：“敬義無失，忠節更堅。”又“君臣之義最高，叔侄之分尤重”。從這些敘述可以看出，高逾城光為人謹遵儒家的“仁義”、“忠節”之訓，在君臣關係中以“義最高”，講究臣子的忠義之節。《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並序》言高姬“質孕藍田”、“動應承宜”，“婦節婦功，門不入於利。女工女史，閨無曠於庶宮”。碑文對高姬的描述亦突出了她高貴脫俗的內在修養。可見高姬作為高氏家族之女，其品行修養亦是謹遵儒家道德禮儀。
在處理對外關係時，高量成主張文武並用。碑言：“遠之來者，割地而封之，不歸化者興兵而討之，自是天下大化。”高量成認為對遠道而來的歸附者應采取封賞的態度，而對於不歸順者則采取武力討伐的態度。正是“文武並用”。《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言：
俄然，四夷八蠻叛逆中國，途路如蝟毛，百姓離散，天不早命公，斯民墜矣。公於時領義兵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安州府於亂離之後，收遺民於虎口之殘，四海清肅，路不拾遺，帝敕號曰周道，不行商道。
這段碑文反映了當時大理周邊其他少數民族部落擁土自重甚至擾犯邊境的情況。高量成執政期間，曾“領義兵，鄉勇，掃除烽燧，開拓乾坤”，成功平定叛亂，段氏因此掃除邊患，保住江山。高量成功勳卓著，成為舉國上下注目的政治人物。
第三，高量成為政主張廣招賢士。《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言：
傳曰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戮。齊有仲父，鄭有子產，竹帛稱之為民之父母，孔子誠之為進賢也。賢良有德，掌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為一家。詩曰：濟濟有眾，此之謂也。
這段話中“進賢受上賞，蔽賢受誅戮”兩句表明了高量成對納賢的重視。對照曆史可知，高量成為相國期間，不乏廣征賢才的事例。《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的撰者自稱：“大宋國建武軍進士，兩戰堅，畫虎無成，南國，十有六年。蒙公清照如族人，奉命書《史記》，修《春秋》，褒貶合宜，為萬世之信書。而發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這裏，“大宋國建武軍”即今廣西南寧一帶。這說明作者的原籍是南宋南寧人。“兩戰堅，畫虎無成”則言其科考兩次敗北，後流寓“南國”即大理國有十六年的時間。到大理國後作者受到國相高量成的重用：一方麵“蒙公清照如族‘’人”，以同族人相待，不懷任何民族的偏見；另一方麵則委以重任。從碑文“奉命書《史記》，修《春秋》，褒貶合宜，為萬世之信書”推知，極有可能是擔任史官之職。由此看來，碑言“齊有仲父，鄭有子產”，引用管仲輔佐齊桓公，子產助鄭簡公改革兩個典故，一則說明招納賢能之士對帝王為政的重要作用；二則以管仲、子產兩位賢相暗喻大理國相高量成，對其進行旌表。這與後文“賢良有德，掌八紘，宗族同一心，四海為一家”形成照應，突出高量成的賢良之德，盛讚其為大理國實現宗族勢力同心一德，呈現“四海為一家”的和諧景象建立的功勳。
由上可見，大理國統治集團將儒家道德修養視為立身之本，治國中標舉文武並用的德政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