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1948年《敦煌藝術展》中即展出有黃文馥所臨摹的許多敦煌圖案作品。我在西安美術學院學習的過程中，時常聽到黃文馥先生講述敦煌藝術以及她在敦煌時期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從而使我對敦煌藝術產生了興趣。在1978年秋季，常書鴻路經西安時，應黃文馥和梅一芹先生之邀，在長安興國寺舉行了一次關於敦煌藝術的演講。常書鴻先生的演講，給聽眾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也激發了我對西北絲綢之路民族藝術研究的興趣。這種研究興趣曾經左右了我一次重要的生存選擇：1986年，當我結束在日本的學習生活之際，其時亦有很多理由和條件讓自己繼續留在日本生活，在那個時期，中日之間物質生活之差距亦可謂是驚人的，幾位中國同學全都選擇了留在日本繼續讀書甚或定居的方向，而我卻及時回國。做出這樣的決定，並非有什麼“崇高理想”之所致，它純粹是一種文化心理的作用。無論是在赴日以前或在日本期間，我始終都無法拂去對中國西北絲綢之路民族藝術的文化情結，由此而產生的文化價值觀，決定了自己必然回到大西北的命運。我回到西安後不久即與西安美術學院趙建科教授一道踏上了西行之路，持著黃文馥先生寫給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的信函來到敦煌，並在段文傑的關照下，有幸參觀了所有經典石窟。離開敦煌到達哈密後，趙建科教授因病返回西安，而我自己則隻好一人前往塔克拉瑪幹沙漠周邊進行考察。“那次考察的結果，使我對西域藝術產生了無法忘卻的記憶，也成為我後來多次赴西域考察的開端，而西部的大漠山川和人文藝術也成為20餘年來我在學術研究與創作實踐中的主要方向。”
作為文化傳播的形式之一，文以人傳的作用和力量，在某些方麵是有著獨特的價值和意義的，在藝術的傳播和發展中尤其如此。正如錢穆所說：“文化業績之護持，其職責正落在我們當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養與文化陶冶的人，便無法來善盡承擔文化與護持文化之責……隻要有中國人在，在其背後則必帶有一套中國的文化傳統……但今天若要護持與承擔中國文化，則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養與陶冶不可……若能像樣地做一中國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修養與文化陶冶，亦已對中國文化有所承擔有所護持了。”
2005年夏，我在撰寫本書時，曾寫下了上述文字，此後，我曾告訴黃文馥先生，如若書稿清樣做出後，再呈請審閱。然此書稿尚未煞尾之時，2006年春節過後，驚聞黃文馥先生倏爾而逝，終年82歲。趙建科教授在黃文馥先生的追悼會致辭中說到：“您在艱苦的年代，從敦煌來到西安美術學院，您教書育人，清正廉潔，為人世範，帶領我們在這裏共同奮鬥了數十年。今天您走了，而且永遠地走了，我們懷念您，永遠地懷念您。”
四衛俊秀與劉炳森
衛俊秀先生和劉炳森先生均為當代著名書法家，我曾有幸與二位先生有過短暫接觸，他們現均已作古，回想當年與二位先生的交往，我的內心常常充滿了追念的情愫，因記如下。
衛俊秀先生（1909-1998），字子英，筆名景迅、若魯。齋號正清樓，雙開室。1909年出生於山西襄陵縣（今襄汾市）。1936年畢業於山西大學教育學院中文係。1939年在晉遭日寇所困，後脫險西走入秦。1954年任陝西師範大學中文係講師，同年10月，上海泥土社出版其著作《魯迅（野草）探索》，因此而被疑為“胡風分子”，沉冤達25年之久。衛俊秀先生所著《魯迅（野草）探索》與馮雪峰《論（野草）》和王瑤《論魯迅的（野草）》論文，被當代學界看作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魯迅《野草》研究的主要標誌。衛俊秀的這本論著，正如他在該書後記中所說，是一本“含有疏證性質的”著作。“書中各篇文字，有疏證，有見解，有說明，有論述。除說明時代背景、寫作動機，發揮主題思想之外，並試圖對於技術方麵——段落結構，人物形象，風格、手法，以及語言運用，有所分析。取材以魯迅先生的著作為主，並注明出處，以便查考；至引證各家語，也同樣加以注明。”對於寓意深奧、較難讀懂的魯迅《野草》一書，前人雖有專論，但首次出現對整本《野草》進行疏證的著作，卻是衛俊秀先生這本《魯訊（野草）探索》了。衛俊秀的這本著作由於寫作年代等的局限，不免存在著一些失誤和缺陷，但是這本著作在魯迅研究史上的意義卻是功不可沒的。這本著作也是衛俊秀先生的心血之作。早在1943年。衛俊秀便著手搜集相關材料，1950年時他才動手寫作，經過3年的焚膏繼晷之勤，終於在1954年出版。該書出版後不久，全國範圍內的“反胡風”運動興起，衛俊秀先生用自己心血寫成的這本專著，也迅速變成了證明他自己“反動”的“文獻”。《當代魯迅研究史》一書曾記述：
1955年揭發、批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曆史證明是一場冤案，冤案殃及數百人（統計不確——引者注），其中，僅魯迅研究工作者即有胡風、雪葦、耿庸、呂熒、張禹、衛俊秀等十餘人之多（統計不確——引者注）。所有這些“胡風分子”或“準胡風分子”，都在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不同級別的會議上遭到了批判鬥爭。被定為“敵我矛盾”者投入監獄，被定為“內部矛盾”者也打入了另冊。所有這些人，一無例外地都被剝奪了發表文章的權利，他們的魯迅研究事業被迫中斷了。他們的已發表、出版的論著，則成了大批判的目標。例如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雪葦的《魯迅散論》、衛俊秀的《魯迅（野草）研究》等，都成了眾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