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國學經典(3 / 3)

二程理學是後來的官方哲學嗎

二程是指程顥和程頤兄弟。程顥,字伯淳,又稱明道先生;程頤,字正叔,又稱伊川先生。《二程集》為程顥、程頤兄弟的主要學術著作,其反映了二程的理學思想。

二程生於世家,幼年受到周敦頤的影響,對道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創立二程理學。二程兄弟重視授徒講學,弟子眾多,程學因而得以廣泛傳播,終成官方哲學,影響了幾個朝代。

北宋時期,一方麵生產技術日益提高,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思想文化相對繁榮,學術和人才較受尊重。但另一方麵,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也逐漸加深。二程兄弟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生氣和危機的時代裏。

二程理學是理論性和思辯性俱強的新儒學,它以複興先秦孔孟之道為宗旨。此外並融會、綜合了佛、道的不少觀點,認為客觀自然的天理是宇宙的唯一本體,而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人的先驗的道德本性和社會的綱常倫理。

二程之術宗旨基本相同,都把理作為天地萬物的本源,以理為最高範疇。二程學說最顯著的差異在於:程顥宣稱“隻心便是天”,而程頤則認為“吾儒本天,釋氏本必”,將心與天對立起來。二程之學兼具人倫和物理,但人倫是重點,倫理思想處於主導地位,而天道觀為從屬。

他們主張“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要進行道德涵養和道德實踐,以便恢複和保存心中固有的天理。同時主張通過學習成為聖賢,修複完善的人格。在倫理觀上,他們提倡存天理、滅人欲;在政治觀上,他們崇尚仁義道德而避談功利。

《二程集》是講公私關係的哲學嗎

二程兄弟把人們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以及人與人關係和諧化、穩定化的行為準則稱作天理;把破壞這種規範和準則的個人的過度欲望稱為人欲、私欲。天理和人欲是共性與個性的關係,而並非完全脫離人的感情欲望。

他們認為,人們正當而本然的感情欲望是天理的體現,隻有那種過分的、損害他人正當利益的欲望才是人欲。正當的欲望,比如人們的飲食、居室等奉養要求以及國家的刑罰、征討的欲望是符合天理的,是維持人們生命和國家生存發展所必需的。

這種正當的欲望是本,但由這種本而產生的末,就會遠離先前正當欲望的界限,而產生峻宇雕牆、肉林酒池、淫酷殘忍、窮兵黷武等各種欲望,這就是人欲。

應當減損這種不正當的人欲而複歸本來的天理,這實際是講如何處理公欲與私欲的關係。本然的、合理的私欲是允許的;當二者發生衝突時,應當以公欲為先,減省私欲,不使私欲過度膨脹。

《二程集》是新儒學的重要著作,其所闡述的倫理規範和行為準則有些至今仍有借鑒意義。但它也包含了一些陳腐的倫理綱常,空洞的道德說教,這些是應該舍棄的東西。

《傳習錄》是心學派重要代表作品嗎

《傳習錄》是我國明代哲學家、宋明道學中心學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問答語錄和論學書信集。是一部儒家簡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它不但全麵闡述了王陽明的思想,也體現了他辯證的授課方法,以及生動活潑、善於用譬、常帶機鋒的語言藝術。傳習辭源出自《論語》中的“傳不習乎”一語。

王守仁(1472年~1529年),字伯安,別號陽明,漢族,浙江餘姚人,因被貶貴州時曾於陽明洞學習,世稱陽明先生、王陽明。是我國明代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是二程、朱、陸後的另一位大儒,心學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世界觀與人生觀均載於《大學問》一文中。

《傳習錄》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是研究王陽明思想及心學發展的重要資料。上卷經王陽明本人審閱,中卷裏的書信出自王陽明親筆,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雖未經本人審閱,但較為具體地解說了他晚年的思想,並記載了王陽明提出的“四句教”。

《傳習錄》是發揮心即理哲學命題嗎

王陽明繼承了程顥和陸九淵的心學傳統,並在陸九淵的基礎上進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學。《傳習錄》中的思想明顯地表現了這些立場和觀點。

“心即理”本來是陸九淵的命題,《傳習錄》對此作了發揮。王陽明批評朱熹的修養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與至善。王陽明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麵添一分。”他這樣說是強調社會上的倫理規範之基礎在於人心之至善。

從這個原則出發,他對《大學》的解釋與朱熹迥異。朱熹認為《大學》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學子通過認識外物最終明了人心之“全體大用”。王陽明認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認識了外物才有的。這個知是良知。

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在他看來,朱熹的格物窮理說恰恰是析心與理為二的。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即理”的命題主要是為其修養論服務的。致良知說是對陸九淵心即理思想的發展。王陽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本體論的含義。然而,如果偏重從本體論研究它,就會忽視它在王陽明修養論中的基礎意義。

《明夷待訪錄》是一部治國之策嗎

黃宗羲,字太衝,號南雷,浙江餘姚人,是我國早期偉大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生活在明王朝滅亡和清王朝入主中原這樣一個巨大轉型期。作為由明入清的遺民,保持著自己的風節和民族的尊嚴。

另一方麵他又清醒地認識到舊的君主專製政體的極端腐朽,已經不再適應曆史發展的需要。在這種種因素影響下,黃宗羲一麵批判君主專製的黑暗,一麵又構想新的製度,為未來描繪一幅藍圖,從而寫成了《明夷待訪錄》。

《明夷待訪錄》帶有濃厚的民主啟蒙思想,是我國啟蒙思想的早期著作之一。首先,他從明王朝的覆亡中看到了君主專製政體的黑暗、腐朽和不合時宜,因而在書中給予其無情的批判。同時,他也描繪了一幅美好的未來社會的藍圖。

他在書中提到了“人各得其私”“人各得其利”的觀點,這一觀點的產生與市民階層的崛起是分不開的。而他的這種私利願望,也不排斥除公害、興公利,這種思想明顯地體現出新時代的烙印。黃宗羲還認為對國家法製不能僅僅局限於局部的變革,應進行大的變化,為國家立大法,這代表立憲思想的萌芽。

《明夷待訪錄》提出的反對獨裁建立國家的民主、平等、自由等觀念及經濟、法律、政治的措施,對於今天從事國家建設也有相當借鑒作用。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史書嗎

《尚書》,最早稱《書》,漢代始稱《尚書》,被奉為儒家經典後又稱《書經》,其中《尚書》一名是現今通用的正式名稱。

相傳原來有關上古曆史的簡冊很多,到了孔子刪選為百篇,並按時代次序加以排列,編成了《尚書》的第一個選本。

秦末漢初,戰亂頻繁,《尚書》的先秦完本便徹底失傳了。《尚書》版本有三種: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偽古文《尚書》;前兩種版本在唐朝時已失傳,偽古文《尚書》至此成為唯一傳本。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史書。它是部分上古曆史文獻和追述上古史之著作的彙編,其中保存了大量殷周時代的原始史料,是了解和研究上古曆史的最重要的必讀書。同時,作為儒家五經之一,《尚書》對我國古代社會和傳統文化的影響也很大。

《山海經》是神話資料最多的奇書嗎

《山海經》,大禹、伯益所著,但經後人多次增補之後,已看不出大禹、伯益所著的跡象。《山海經》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於神話傳說的最古老的地理書。

《山海經》是我國現存古籍中保存神話資料最多的一部奇書。該書分《山經》《海經》兩個部分。現存《山海經》共收18篇,分《山經》5卷,《海經》13卷。其中《山經》又稱《五藏山經》,包括《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5部分;《海經》包括《海內經》4篇、《海外經》4篇、《大荒經》4篇、《海內經》一篇。書中記載了許多國家和民族離奇的故事,反映了遠古時期人們的生活及思想狀況。

全書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天文、地理、氣象、曆法、醫學、動物、植物、礦產、水利、民俗、宗教、神話等。千百年來,它以一種獨特的魅力吸引著眾多海內外的讀者。

《山海經》是我國古籍珍藏之最嗎

說起《山海經》,國人大都知道這是一本風格獨特的奇書、怪書。就其敘述的內容而言,從天文、地理、神話、宗教,到民族、動物、植物、礦產等,天南海北,包羅萬象,堪稱我國古籍中蘊珍藏英之最者,實為研究上古時代絕好的寶貴資料。

然而,由於它所述多奇詭怪異,常被人斥為荒誕無經,所以,《山海經》的書名雖最早見之於《史記》,但司馬遷觀之卻歎曰:“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因此,直到約百年後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經傳諸子詩賦,才將此書公之於眾。

《山海經》涉獵之廣,內容之奇雜,從古至今使人對其該歸於何類多有分歧。《漢書·藝文誌》將它列入形法家之首,《隋書·經籍誌》以下則多將它歸入地理書,但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卻謂其為“小說之最古者爾”,魯迅先生則將它視為“古之巫書”。

《春秋》是古代編年體史書嗎

《春秋》古代編年體史書。原為先秦各國史書的通稱,又是魯國史書的專稱。今傳《春秋》相傳為孔子在魯國史書基礎上修訂而成,但唐宋以後的學者對此提出了懷疑。此書是大事記式的編年史,書中以魯國的12位國君序,記載了春秋時期的重大史事,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間的政治、軍事、外交、祭曲、災異等事,均有所記載,其內容證實可信。

此書記事極為簡略,但體例嚴謹,文字省淨,被後人推崇為“簡而有法”的典範。甚至有人認為它在遣詞造句中都寓有褒貶,並大力宣揚這種所謂“春秋筆法”,對後人的寫作產生了一定影響。

《春秋》三傳是儒家解經之作嗎

在曆史上《春秋》是儒家五經之一,是孔子借由記載各諸侯國重大曆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的。

《春秋》最初原文在語言上極為精練,遣詞井然有序。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高《春秋公羊傳》,穀梁喜《春秋轂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現《春秋》原文一般合編入《左傳》作為經,《左傳》新增內容作為傳。

據《漢書·藝文誌》記載,為春秋作傳者共五家:《左氏傳》30卷,《公羊傳》11卷,《轂梁傳》11篇,《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其中後兩種已經不存。《公羊傳》和《轂梁傳》成書於西漢初年。

《左傳》有兩種,一種出於孔子舊居的牆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體寫的,稱為古文;一種是從戰國時期的荀卿流傳下來的。《公羊傳》和《轂梁傳》與《左傳》有很大的不同。

《公羊傳》和《轂梁傳》講“微言大義”,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但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了《春秋》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轂梁傳》。

《左傳》是春秋時代魯國的編年史嗎

《春秋》一書以魯國為記事中心,主要記載春秋時期出現的重要曆史事件和人物活動,而多方麵地展示了春秋時期社會曆史的發展變化。《春秋》一書產生後,相繼出現了許多解釋《春秋》的書,最著名的是“春秋三傳”,即《左傳》《公羊傳》和《轂梁傳》。

《左傳》最為著名。《左傳》全書共30卷,計二十多萬字,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二十七年間之春秋列國史。全書取材廣,內容詳實,敘事生動,不但對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較為深刻的描述,且對那個時代的幾位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有著形象的刻畫。

《左傳》雖為史學著作,但其文學價值也不菲,曾有部分文藝理論家將其與《國語》《戰國策》並稱為先秦散文的三大典範。

《左傳》比《春秋》記史詳盡嗎

與《春秋》相比,《左傳》更君詳細地記載了春秋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以及活躍在春秋曆史舞台上的諸多重要人物,而較有係統地勾勒出周朝王室與諸侯列國興亡盛衰的總體輪廓,同時還大量地載錄了當時在我國所發生或觀察到的重要的自然現象。

《左傳》一書在內容安排上有主次分別,從記事篇幅來看,前期較為簡略,後期較為詳富。後期尤以襄、昭二公為最,其在位的時間跨度約為整個春秋的四分之一,但內容卻占全書之半。從記事對象來看,則以晉、楚、魯諸國撰述較多,齊、鄭、宋、衛、周、吳等國較略。

《左傳》是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而且也是先秦散文的代表作。它以詳實珍貴的史料、嚴謹有致的筆法和優美流暢的語言,奠定了其在我國古代學術領域的獨特地位,為我們全方位地研究我國古代曆史發展的脈絡與蘊質,提供了根本性的依據。

《國語》是一部先秦曆史的百科全書嗎

左丘明,相傳他是位盲人,曾出任過魯國“太史”一職,是先秦時期最著名的史學家之一。《國語》出自左丘明之手的說法約始於司馬遷,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春秋時期是我國曆史上一個動蕩多變的時代。當時,齊、晉、楚、秦、吳、越等大國爭霸,弱小諸侯受到欺淩與征伐,社會處於劇烈的變動和轉型之中,留下許多值得人們深思的曆史經驗和教訓。

《國語》的作者“因聖言以攄意,托王義以流藻”,采錄自周穆王以來到智伯滅亡這一時期的各種重大事件,將各種曆史人物的言辭、議論和對話彙集起來,其目的就在於警醒當世、啟發後人。

《戰國策》是戰國時代的史料彙編嗎

《戰國策》不是某一個人的作品,它是戰國至秦、漢間的縱橫家遊說之辭和權變故事的彙編。

戰國時代,有人專門從事外交策略的研究,講究如何揣摩人主心理,運用縱橫捭闔的手腕,約結與國,孤立和打擊敵國,史稱縱橫家。

他們對談說之術非常重視,為了切磋說動人君的技藝,就不斷地收集資料,儲以備用,有時並自行擬作,以茲練習,《戰國策》中的許多篇章就是這樣產生的。到西漢末年,劉向進行全麵校訂和整理,因為全書主要記錄“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了策謀”的活動,所以定名《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部文學價值相當高的重要史籍,它上承《左傳》《國語》,下開漢代的《史記》,在史傳文學的發展史上起了橋梁作用,是研究戰國曆史的重要依據之一;作為文學作品,它標誌著我國古代散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對後世散文和辭賦之創作產生重大影響,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書》是語錄體儒學經典嗎

《漢書》又名《前漢書》。作者是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他出生在一個充滿學術氣氛的家庭,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顯示出多方麵的才能。其父班彪一生從事續補《史記》的工作,共寫出《後傳》六十五篇。父親死後,他著手整理《後傳》,並在此基礎上開始《漢書》的編寫。在以後的二十多年中,班固精思熟慮,專心寫作。永元四年,竇憲圖謀叛亂,事情敗露而自殺。班固因受牽連,死在獄中。

班固的《漢書》原為100卷,今本依唐人顏師古注本,又折出若幹子目,共計120卷,八十多萬言。上起漢高祖元年,下終王莽地皇四年,記述西漢王朝230年曆史。

《漢書》內容極其豐富,以類目計,可分四類:

第一類是“帝紀”共12卷。因為漢高祖劉邦是漢王朝開國之君,所以《高帝紀》置於諸“帝紀”之首。此外,分記惠帝、高後、文帝、景帝、武帝等各為“帝紀”一卷。

第二類是史“表”,共8卷。分記諸侯王、異姓諸侯王、外戚、各朝顯臣及百官公卿大事。

第三類是“誌”,共10卷,分記禮樂、刑法、社會經濟、水利建設、重要文化以及天文、地理等情況。

第四類是人物傳記,共70卷,反映西漢各種代表人物。他們之中有戰功赫赫的將軍,有威武不屈的使節,有極力維護皇權的大臣,有權術圓通的野心家,有草菅人命的酷吏,有重義輕生的遊俠,有皓首窮經的學者,有腰纏萬貫的巨商,還有爭寵的後妃,厚顏的佞幸等。通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活動,可以了解西漢社會各方麵的情況。

《後漢書》是一部優秀的史學名著嗎

《後漢書》也稱《前漢書》,是我國古代繼《史記》之後又一部史學名著,它詳盡地記述了西漢王朝230年間的曆史,在政治、經濟、軍事、文教以至中西交通,文化交流等方麵為後人提供了豐富的曆史資料,成為我們今天了解和研究西漢社會的一部主要著作。

《後漢書》是一部文采橫溢的史書嗎

《後漢書》是一部優秀的史學名著,在二十四史中與《史記》《漢書》《三國誌》合稱“前四史”,在史學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後漢書》敘東漢一代史事,精煉周密,頗有創新,文采橫溢,議論橫生。自《後漢書》問世,前此諸家關於後漢的史書便逐漸被淘汰,獨範書曆一千五百餘年流傳至今,成為研究東漢曆史最寶貴、最主要的資料。

《後漢書》繼承了《史記》《漢書》的體製,基本上按照已有的傳目去述事和寫人,但又不完全囿於舊有的模式,而是針對東漢一代特有的社會風尚和時代特點,適時製宜地創設一些新的傳目去反映之,例如增加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等傳。每個類傳都集中反映一組性質相近的曆史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東漢時期的社會風貌和曆史現象。

《三國誌》是一部紀傳體國別史嗎

陳壽(233年~297年),字承祚,生於三國末西晉初,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市)人。“少受學於散騎常待譙周,治《尚書》《三傳》、銳精《史》《漢》,聰警敏識,屬文富豔。”

陳壽能編撰出《三國誌》這樣一部史學名著,與他當時所處的時代和具體的主客觀條件是分不開的。從主觀方麵看,他從小對學習曆史就有興趣。從客觀環境看,陳壽的曆官行事,也有助於他研究曆史,從事著述。在仕蜀期間,曾任東觀秘書郎,入晉以後,曆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等職。

陳壽生活在三國後期和西晉前期,由他來寫三國史,是有其便利條件的。由於是當代人寫當代史,對不少史事,可以說是耳聞目睹,聞見真切,紀錄下來自然是可信的。

由於陳壽所具備的各種條件,決定了《三國誌》這部書能成傳世之作。其書問世以後,即得到當時人的稱讚。

《三國誌》隻有紀、傳二體嗎

《三國誌》共65卷,其中《魏誌》30卷、《蜀誌》15卷、《吳誌》20卷。

三國詳略不同,《魏誌》《吳誌》記載較詳,《蜀誌》較簡。魏國和吳國曾經有史書。

陳壽寫《三國誌》分魏、蜀、吳三誌,並且用“三國”名書,表現出三國鼎立的曆史實境。《三國誌》無表無誌,隻有紀、傳二體。關於帝紀,隻有《魏誌》數帝立紀,其他蜀帝、吳帝統統立傳。陳壽不能不這樣處理,因為他是晉朝的史官,“晉承魏統”,他也得尊魏為正統。然而,他處理得十分巧妙,他寫蜀、吳的傳、年經事緯、記事方法與本紀毫無區別。他實際上是把三國放在同等地位,由此足見其卓識和創見。

流行本《三國誌》都附有南北朝時劉宋裴鬆之的注文,裴注征引了大量的史料,可以補《三國誌》本文之不足,成為《三國誌》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三國誌》是出色的傳記文學作品嗎

《三國誌》是一部紀傳體國別史,詳盡地記述三國時代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麵情況,為我們了解和研究三國的曆史提供了寶貴的曆史資料。全文文筆簡潔。記人述事生動傳神,在傳記文學方麵,亦有較大的貢獻。

《晉書》是記載兩晉曆史的斷代史書嗎

《晉書》的修撰,是根據唐太宗李世民的詔令,於貞觀二十年開始,至二十二年完成,曆時不到三年,參加編寫者如下: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三人為監修;來濟、陸元仕、劉子翼、盧承基、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雀行功、辛丘馭、劉胤之、楊仁卿、李延壽、張文恭等十四人負責分功撰錄;令孤德、敬播、李安期、李懷嚴、趙弘智等五人負責考證類例。作者22人,若將唐太宗計入,則為23人。

唐太宗重視修史,目的是藉總結治亂興亡的曆史教訓,來鞏固唐代一統天下的政治局麵。李世民親自為《宣帝紀》、《武帝紀》以及《陸機傳》《王羲之傳》撰寫了四篇史記,因此曾有《晉書》為太宗皇帝禦撰之說。

《宋書》是記述劉宋興亡的斷代史嗎

沈約(441年~513年)字休文,吳興郡武康縣人,是南朝著名的文壇領袖和曆史學家。曆仕宋、齊、梁三朝,官至尚書令,卒諡隱,後世稱沈隱侯。

南齊永明五年春,沈約奉命撰《宋書》,他以何承天、徐爰等人陸續修撰的國史底稿為基礎,略事修訂,刪去屬於晉代的13人傳記,續撰永光以後十餘年的史事,第二年二月即將紀傳部分撰成奏上。因為大部分是利用徐爰等人的舊稿,自撰不多,所以成書如此之快。誌的部分是以後續撰的,何時完工,史無明文。但從它避齊明帝蕭鸞和梁武帝衍以及父蕭順之的諱來分析,大約可以推定,是從齊末到梁天監初陸續完成的。

《宋書》記史是一帝一卷嗎

《宋書》包括本紀10卷、列傳60卷、誌30卷,合計100卷。

晉安帝元興二年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翌年劉裕推翻桓玄,隨後北滅南燕、後秦,係威權於一身,終於奪取帝位,建立劉宋。劉宋永初元年是南朝的開始,也是南北朝對峙的起點。《宋書》記事始於宋武帝永初元年,迄於宋順帝升明三年,主要記載劉宋政權六十年的史事。

本紀十卷記劉宋王朝的八個皇帝。武帝本紀占三卷,雖然劉裕在位三年,但記事從東晉隆安年間他參與鎮壓孫恩、盧循起義開始,到他逐步控製東晉朝政、登基稱帝、改革朝政。所記史事時間跨度達20個春秋。其餘皆一帝一卷。

宋誌30卷,凡八目:《律曆誌》三卷、《禮誌》五卷、《樂誌》四卷、《天文誌》四卷、《符瑞誌》三卷、《五行誌》五卷、《州郡誌》四卷、《百官誌》四卷。號稱宋書八誌是精華所在,份量幾占全書一半,不但記述劉宋代的典章製度,還上溯三代,尤詳於魏晉,明於典章製度的源流始方,足補前史之遺缺。

《宋書》列傳傳目標明傳主姓名者,凡二百三十餘人。《宋書》列傳中,高門士族人物幾占一半,僅憑血統,不問有無才德,王、謝世族立有專傳的都在十人上下,空泛羅列其官銜美稱,且必於其傳首載明其祖輩官階、履曆,遂成定製。

《隋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他是唐初一位傑出政治家,也是當時一位重要的史學家。

《隋書》是唐初設立史館後成於官方的一部官修史書。唐太宗於貞觀三年命魏征等修隋史,參加編撰的還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李延壽、趙宏智等人。《隋書》由魏征負責主編。至貞觀七年修成。《隋書》修成後,魏征加位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

《隋書》是唐初史館編撰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其紀傳和十誌又是由史官分兩次修成的。全書述事簡練,文筆嚴謹。書中雖有隱諱之處,但從總體看,基本上能做到據事直書。特別是史論部分,還具有一定的特色和獨到見解。

《資治通鑒》是我國首部編年體通史嗎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做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官翰林學士、禦史中丞。

他在晉呈《通鑒》的表文中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生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

可見,他編書的目的,是為給當時的帝王“周覽”,以從中鑒戒得失。司馬光的用心也為宋朝皇帝所欣賞,宋神宗便認為這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此賜書名為《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是一部集體編寫的曆史著作。在司馬光領導的書局裏,有主編,有協修,有書吏。主編就是司馬光,協修是劉恕、劉頒和範祖禹,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則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

《資治通鑒》專詳重大政治事件嗎

《資治通鑒》根據豐富的曆史資料,整理了1362年的史實,按照時代順序,編成一部294卷的編年史。

《資治通鑒》專詳治亂興衰,著重記述各代重大政治事件的發生和發展,並突出記載曆代戰爭的謀略及經過,也記載一些重要人物的事件和言行。不僅如此,更適當記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製度和文化狀況,以及禮樂兵刑、民族關係、社會風俗等。可以這樣說,《資治通鑒》是一部以政治為中心,比較全麵反映曆史內容的通史。

《資治通鑒》寫戰爭是很有名的,不僅寫得多而且寫得好。曆史上的著名戰役,如赤壁之戰、肥水之戰等,都寫得很成功。拿赤壁之戰來說,魏、蜀、吳三國包括曹操、劉備、孫權以及諸葛亮、周瑜、黃蓋等文臣武將,先後有幾十個人物登場。但《資治通鑒》不僅把戰爭的起因、過程和結局寫得井井有條、脈絡分明,而且把許多曆史人物的性格刻畫得栩栩如生。

在我國文化的寶庫中,司馬光編著的《資治通鑒》是一部特別值得重視的古典曆史名著,因為它是一部貫通古今、熔鑄百家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的問世,使編年體史書又重整旗鼓,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後代許多史書不僅沿用《資治通鑒》的體例,而且直接以《續通鑒》為名。

《明史紀事本末》是明朝的斷代史嗎

穀應泰(1620年~1690年),字庚虞,號霖倉,直隸順天府豐潤縣人。順治四年進士,曆官戶部主事、員外郎,十三年五月,以戶部郎中出任浙江提督學政。他雅好經史,博聞強記,“夙有網羅百代之誌。”

即任之後,即設書舍於西湖畔,署稱“穀霖倉著書處”,邀集江浙名士,著手編纂明代史書。對於我國古代史籍的三種主要編寫形式,即《左傳》所創之編年體,《史記》所創之紀傳體和《通鑒紀事本末》所創之紀事本末體,穀應泰尤為推重紀事本末體。於是,他所主持編纂的這部明代史書,就繼袁樞和明代史家馮琦等人之後,采用了紀事本末體的形式。

本書於順治十三年開始編撰,順治十五年冬,書成。參加編作者有陸圻、徐倬、張壇等人。

《明史紀事本末》以簡明的文筆,概括了有明一代的史實,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明朝斷代史。80卷,一卷一個專題,提綱挈領,較完整地記述了明代從開國到滅亡的重大曆史事件。

《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自成一家的明朝斷代史。明代近三百餘年間,史事千頭萬緒,然而作者卻能提綱挈領,從中選取80個專題,對一代重大史事進行記載。因此,要研究明史,本書不失為一部入門史籍。

《廿二史劄記》是清朝的著名史書嗎

趙翼(1727年~1814年)字去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人。清代文學家、史學家。出身於書香門第之家,乾隆二十六年考進士,得探花,後涉足仕途。乾隆三十八年春,回到家中,以讀書賦詩為樂,此後開始其著述生活。

《廿二史劄記》是以紀傳體編寫的一套史書,記錄我國五千年的曆史事件,是了解我國悠久曆史和優秀文化遺產的資料寶庫。這一套史書包括子卷在內,共有3296卷,如果一天讀一卷,要九年的時間才能讀完。讀這一套史書,好比深山探寶,其中蘊藏的寶物十分豐富,但是範圍太大,頭緒太多,需有引路說明。

《聖武記》是記述清代曆史的專著嗎

魏源(1794年~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29歲中舉人,52歲中進士。他在政治上主張改革,不為掌權的保守派官僚所喜,故一生仕途不得誌,大部分時間是做地方督撫的幕僚和從事學術著述。

魏源進行清史研究的準備工作,大約始於道光九年左右。這一年他應考清廷禮部考試未中,於是按慣例納貲任內閣中書。內閣是清廷掌管政令草擬和頒布的機構,故對清政府曆代政令、典章製度和文獻資料收藏極為豐富。魏源遂利用這一有利條件進行有關清史資料的搜集。

《聖武記》凡14卷,為紀事本末體裁。前十卷敘事,分別敘述清初建國、平定三藩、“綏服”蒙古、“戡定”回疆、“撫綏”西藏、“戡定”金川等,對一事之原因、結果及其中間進行之次序,都敘述得非常清楚。後四卷是作者的議論,對於練兵之方、整軍之策、籌餉之法、應敵之略,以及掌故考證、事功雜述等,論述尤其詳細。

《聖武記》是一部研究滿族入關前和在全國建立封建統治政權後,所謂“盛清武功”的重要曆史著作,是研究清史的開創性著作。

《文史通義》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嗎

章學誠(1783年~1801年)字實齋,號少岩,浙江會稽人。清代史學家。他一生中編修的方誌很多,主要有《和州誌》《永清縣誌》《亳州誌》等。一生著述豐富,《文史通義》是他的最主要的著作。

《文史通義》是作者研究文史著作的彙編,分內、外兩篇,內篇六卷,外篇三卷,共九卷。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清幹嘉時期,有許多不同流俗的傑出思想,是驚世駭俗的。他主張史學要經世致用,反對專務考察和空讀義理兩種傾向。提出“六經皆史說”,提高了史學的地位,擴大了史學的範圍。

章學誠對兩千年來的曆史典籍作了縱橫分析,而提出史書編撰的改革方向。他認為,史書可以分為記注和撰述兩大類。記注要求體例明確恰當,可以包容很多材料和知識,撰述要求別出心裁,靈活運用,以顯示曆史發展的趨勢。他認為代表史學發展水平的,是撰述而不是記注。他還力主通史,對於斷代史則多所貶抑。

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總結前人修誌經驗的基礎,並結合自己的修誌實踐,創立了一整套修誌的理論。他論證誌屬史體,提出方誌分立三書,即誌、掌故、文征。為積累修誌的資料,他還建議州縣應建立誌料。章學誠提出較係統的方誌理論,解決了方誌的性質、任務、體例和內容等方麵的理論原則問題,亦提高方誌在史學領域的地位,使方誌學正式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奠定了理論基礎。

我國傳統文化中處世哲學的內涵是什麼

處世哲學就是為人處世之道。

以一定的道德觀念和規範,指導人們認識和處理社會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我國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資本主義社會信奉金錢就是一切等。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正確的處世哲學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為指導,以社會主義道德和規範作為行為的準則,並以此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國的傳統處世哲學可概括為:儒家的仁義、忠恕、中庸思想;道家的清淨無為、樂天知命思想和佛教的禪定、超脫思想的融合體。它有著巨大的生命力乃至穿越兩千年的時空,在深刻地影響著現代我國人的做人態度和處事方式,是我國人修身養性、安身立命人生智慧。

處世哲學帶著強烈的我國古文化的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特性,對於世代在這種傳統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我國人來說,它是調節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人類間相互關係的一條千年顛覆不破的準則,其蘊意博大精深,哲理深邃,意味深長。

精於為人處世就能成就智慧人生嗎

做人是需要智慧,人生有了智慧光芒的照耀,才會集采百家,融會貫通,才會豐富精彩。當然,還要努力去把握智慧和圓滑的界限,智慧令人神清氣爽,智慧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華,而圓滑則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在做人處事上我們也要對這種傳統哲學有所揚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才能真正成就智慧人生。

沒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個人涵養素質,是很難把握這些的,在現實生活中,正因為許多人無法準確地把握這些,從而走向極端,有的人圓滑有餘,自私虛偽,陽奉陰違,妄自尊大、傲慢偏執;有的人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妄自菲薄、自卑委瑣、奴顏媚骨,喪失了人格自尊。

曆史上的確有人把我國傳統的做人處世方式發揮到極致的,清朝的紀曉嵐、曾國藩等皆可謂例證,人的確是需要有精神的,這不是故作姿態,也不是複古,一個人隻有追求一種高尚的精神才會成為智慧的人、有人性光輝照耀的人才是具有強大內在魅力的人。其實對於經典文化的不屑隻能證明自己的粗卑和無知。

儒家的處世哲學觀是什麼

儒家的處世哲學講究仁義、忠恕、中庸,它體現在一下幾個方麵:

一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出自《論語·子路》。意思是說,父親做了壞事,兒子要隱瞞;兒子做了壞事,父親要隱瞞。

二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小不忍,則亂大謀”出自《論語·衛靈公》。意思是說,如果在小的問題上不忍受,就會破壞了大的計劃。

三是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出自《論語·微子》。意思是說,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

四是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出自《論語·季氏》。意思是說不看臉色就冒然說話,叫作瞎子。

五是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原話是“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出自《孟子·離婁》意思是說,大人物說的話不一定兌現,行動不一定做到。

六是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自《孟子·滕文公》。三個月沒有機會侍奉君主,心中就惶恐不安。

七是待人接物。“待人接物”出自朱熹的《朱子語類》二十七卷。待人,與人打交道;接物,同事物相接觸。

八是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出自《論語·鄉黨》。意思是說,糧食要越精越好,肉要切得越細越好。

道家處世哲學的基本思想是什麼

道家的處世哲學講究的清淨無為、樂天知命。

老子被譽為道家的宗師,道教的教主。老子處世哲學的基本思想集中表現為柔弱勝剛強。老子對柔弱勝剛強的理解主要體現在他對“水”的闡釋中。柔弱勝剛強是老子依據人生真實複雜的情況所提出的處世原則,極具現代價值。

柔弱勝剛強是《老子》第三十六章的觀點,原文是:“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

對這句話的意思是:一方麵,我們可以把前句視為後句的比喻,即以自然現象比喻社會現象,說明“國之利器”就像魚兒離不開水一樣,不可炫耀於人;另一方麵,結合具體的語義環境,我們可以視該例為一個整體,從自然和社會的角度出發闡述“柔弱勝剛強”的道理。魚兒在水裏自由自在地遊動,一旦奮力躍出水麵,“脫於淵”則看似“剛強”,卻走向死亡,不如處於水中之柔弱;“國之利器”,深藏不露,一旦拿出來威嚇人民,製裁人民,則貌似剛強,但暴政卻不會持久。

怎樣辯證理解老子的柔弱勝剛強

老子的《道德經》中有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是的,柔弱勝剛強。既然“強梁者不得其死”“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那麼“柔弱”也就是最佳的處世姿態。

既然柔弱勝剛強,最好的製勝之道便是,守住柔弱,而不要追求極盛。月圓而虧,日中而傾,物方生方死。世界萬物都處在一種循環之中,所以,守住弱,便是守住了發展的生機,而走向鼎盛,則是走向衰敗的轉捩。所以一旦強大,萬不可輕傲,而更要謙恭自守,甚至自損,以保持持續的生機。

老子認為:將要壓縮它,必要先擴張它;想要削弱它,一定要先強化它;想要廢棄它,一定要先推行它;想要取消它,一定要先支持它。這是最普遍的道理。這樣做了,就可以柔勝剛,弱勝強。

守柔、處弱是《老子》中的決勝之道。在老子看來,柔弱具有一種內在的生命力,不是虛弱,不是脆弱,而是柔韌,生命的底蘊深厚,堅忍不拔,對外力的作用有較大的彈性,適應環境的能力特強,正是這種柔弱之道卻是天下事物生生不息之源,有一種不斷發展、成長的生機,必定能戰勝強大。

因為強大也就意味著已在走向死亡,即物壯則老。像水那樣柔弱,那樣趨下,那樣平而後止;像水那樣深沉平靜,那樣不求報答,那樣洗滌汙穢,正是為了“勝剛”“勝強”。要保持住剛強,不是立足於正麵,而是立足於反麵;不是運用剛強,而是保持陰、柔、弱、雌、厚。

佛家處世哲學的基本思想是什麼

佛教道家的處世哲學講究禪定和超脫。佛陀的處世態度集中體現在八正道和四聖諦中。

偈中說:“所有境界中不執著最殊勝,兩足眾生中佛陀最殊勝。”

“這是唯一的正道,除此之外,再沒有證入清淨知見的正道了,奉行此正道吧!魔波旬就無能為力。”

“奉行此正道,就可以滅盡諸苦,此一正道也是我滅盡諸苦,證悟聖果時所宣說的正道。”

“你們應該自己努力,如來隻是指出正道而已,奉行此一正道並且禪修的人,可以解脫魔波旬的束縛。”

這是佛陀的修行哲學。也是佛陀的人生態度。對此,佛陀有如下的教誨: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諸佛說涅槃至上,忍辱是最高的苦行,傷害他人的人不是出家人,壓抑他人的人也不是沙門。”

“不誹謗,不傷害他人,嚴守戒律,飲食知節量,僻靜處獨居,勤修增上定,是諸佛教。”

這是佛陀的處世態度。

怎樣實際運用儒家處世哲學

一是在社會交往中“淡”字當頭,“儉以養德”。為人處世,交朋待友,對勢利紛華,似乎不必太過於苛求,當以“淡”字當頭。看淡些,看開些,人生也就豁然開朗,有滋有味了。正如“平平淡淡才是真”。

二是踏踏實實做人,實實在在辦事。做人要低調,不要光耍嘴皮子,不要好逸惡勞;做事要勤奮,勤字當頭,蒼天不負有心人,天道酬勤!

三是在自我提升中拯救命運。提升自我,就要有膽有識去超越自我。何謂超越?超越就是創新。同時創新就意味著冒險,所謂富貴險中求。想人家想不到的,做別人不敢做的,敢為天下先,在於思維的轉換。

四是在互動中贏得朋友。人際互動,應著眼於未來,不念舊惡。有多少人信任你,你就擁有多少次成功的機會,信是一種人格的力量,是超越金錢的友情,是了解、是欣賞、是覆水,具有不可逆轉性。所以,言必行,行必果,能幫的忙則幫,但不可輕易許諾!

五是調節心態,做到輕鬆快樂。凡遇大事需靜氣,平心靜氣是一種境界,一種氣度,一種修養。冷靜之中的決定往往是擺脫困境的最佳方案,同時冷靜也是一種智慧,以靜待變,亂中取勝!

世上沒有絕對幸福的人,隻有不肯快樂的心。記住,成功是從微笑開始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樂觀點,自己營造快樂,學會輕鬆解決難題。

真的英雄,何必氣短,善始善終,方為不敗!忍能保身,忍能成事,忍是大智,大勇,更是大福!忍是厚,忍是黑,忍小人,忍豪強,忍天下難忍之事,不做性情中人,成常人難成之事。哲人說的好:“不要把痰吐在井裏,哪天你口渴的時候,也要來井邊喝水的。”

《朱子家訓》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作者朱柏廬(1617年~1688年)作者朱用純,字致一,自號柏廬,江蘇省昆山縣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五年。

《朱子家訓》是“經典誦讀口袋書”的一種,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廬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為主的啟蒙教材。《朱子家訓》僅五百多字,精辟地闡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

其中,許多內容繼承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特點,比如尊敬師長,勤儉持家,鄰裏和睦等,在今天仍然有現實意義,當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對女性的某種偏見,我們是不能苛求於前人的。

《朱子家訓》通篇意在勸人要勤儉持家安分守己。講我國幾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達出來,可以口頭傳訓,也可以寫成對聯條幅掛在大門、廳堂和居室,作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銘,因此,很為官宦、士紳和書香門第樂道,自問世以來流傳甚廣,被曆代士大夫尊為“治家之經”,清至民國年間一度成為童蒙必讀課本之一。

《顏氏家訓》的主要思想是什麼

顏之推是南北朝時期我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詩人、文學家,他是當時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學者,經曆南北兩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學北學的短長,當時所有大小學問,他幾乎都鑽研過,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

他的理論和實踐對於後人頗有影響,《顏氏家訓》是他對自己一生有關立身、處世、為學經驗的總結,被後人譽為家教典範,影響很大。

作為我國傳統社會的典範教材,《顏氏家訓》直接開後世“家訓”的先河,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理論寶庫中的一份珍貴遺產。

《顏氏家訓》是一部有著豐富文化內蘊的作品,不失為我國古代優秀文化的一種,它不僅在家庭倫理、道德修養方麵對我們今天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而且對研究古文獻學,研究南北朝曆史、文化有著很高的學術價值;同時,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圍中所表現出的明哲思辨,對後人有著寶貴的認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