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原本無所事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幹探派上了用場：他們最新的任務就是奔赴波斯尼亞，向交戰雙方刺探布雷圖，好讓當地監督執行《代頓和約》後的兩萬名美軍，拔除腳底大患。美軍甚至用最原始的方式，出動羊群在山區踏雷。
地雷的詭辯
隨著西方國家態度漸趨積極，國際人道組織多年來疾呼修改《傳統武器公約》，作為管製地雷的依據，並終於得到了回應。聯合國在過去一年內先後召開過兩次全球地雷會議。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兩次會議都在各言其是中草草收場。國際人道組織堅持要全麵禁絕地雷，西方國家則認為地雷有好有壞。例如，塑膠地雷是"壞"地雷，該禁；但能在一定期限內自行摧毀或失效的靈巧地雷，則是"好"地雷，不該禁。限用靈巧地雷，說穿了是要把地雷從低科技的廉價產品，變成高科技的昂貴武器，讓第三世界國家買不起、造不起，以減少西方國家子弟兵在海外的死傷。而西方國家使用地雷的權利，卻不會受到影響。
然而，靈巧地雷也是殺人地雷，不管踩上去的是士兵的軍靴，還是小孩的拖鞋。海灣戰爭結束後，40％的靈巧地雷並未自行引爆或失效，便證明其技術並不可靠。
從人權組織的角度看，世上沒有所謂的"好地雷"，唯有全麵禁用，才能杜絕無窮後患。可又有誰敢奢望世界上各種有能力製造和使用地雷的力量，能在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呢？就算能夠簽定某種"禁止公約"，真正徹底履行是否會有可能？伊拉克在兩伊戰爭中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使用化學武器，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
3.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科學使劊子手"斯文""、"高雅"起來
從古至今，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無數次戰爭。但在發動者眼中，戰爭本身絕不是最終目的。在戰車與硝煙的背後，是征服的野心，是掠奪資源的貪婪欲望，是民族、種族、宗教之間刻骨銘心的仇恨與敵視。"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幾千年來征服者追求的最高目標。他們想象著敵軍後方不攻自破，在混亂、衰敗中向自己俯首稱臣；他們想象著敵方突然間潰不成軍，望風而逃；他們甚至想象著敵方士兵乖乖地自動放下武器，任己方隨心所欲地調配安排。
而這一切想象，到了今天，都將變成現實。科學的光芒普照大地，令一切幻想成真，令一切征服者笑逐顏開。隻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科技在軍事家眼中已成了致勝的法寶。他們憑借科技的魔力，可以將技術裝備差的敵人玩弄於掌股之間，令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兩百年以前，人們極少會考慮科學的社會功能是什麼？即使有人考慮，也當然地認為，科學的功能便是普遍造福於人類。它既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質福利的源泉。然而，兩次世界大戰讓人們警醒，科學在社會功能上的負麵效應，竟是如此的可怕。把科學應用於武器研製，使戰爭變得不需人為控製，個人的安全幾乎降低到毫無保障的地步；而這種安全，卻應該是文明的主要成就之一。當然，我們不可以把戰爭的毀滅性作用完全歸咎於科學；但不可否認，假如不是由於科學，戰爭就不致於變得如此瘋狂，如此不顧及整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科學是由科學家們來推動發展的。科學家們可以保持中立嗎？他們可以僅僅為了人類福利貢獻自己的力量，卻又置身於軍事之外嗎？在民族國家仍然存在的今天，國與國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麵都進行著競爭。科學家是應該為了人類和平而與戰爭絕緣，還是為了本國利益而積極投身於軍事防禦呢？1936年，國際和平運動科學委員會曾在布魯塞爾開過一次大會，討論科學家在戰爭形勢麵前應負的責任，討論主要圍繞科學家參預戰爭和備戰工作的問題。當時存在著三種思潮：有些人由於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或者認為科學家沒有必要過問自己工作的後果，所以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參加這類活動；而另一些人則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參加戰爭或備戰工作；還有一批人數較多但態度不明確的成員，他們是否參加備戰工作，要看戰備或戰爭的具體情況而定。局勢非常複雜，科學研究到底是民用還是軍用，是用於進攻還是用於防禦，這都不是能用"是"或"否"來簡單回答的。
從很早時候起，科學就與戰爭糾纏在一塊。科學技術一方麵滿足戰爭的需要，另一方麵又借戰爭和軍事的資助而不斷地發展。當科技與軍事聯姻產生的武器能夠隨意毀滅地球時，我們是該為人類"改造"自然的智慧而驚歎，還是該為這種聯煙能無限地放大人性之惡而感到悲哀呢？
黑色死亡"綿綿無絕期"
生物武器是生物戰劑及其施放裝置的總稱。它的殺傷破壞作用，不是靠彈片或炸藥，而是靠其中裝載的生物戰劑，使人員、牲畜、農作物導致疾病或死亡。生物武器與核武器、化學武器一樣，被認為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早期因受科技水平所限，僅僅使用致病性細菌作為戰劑，故舊稱"細菌武器"。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現今組成生物戰劑的除細菌外，還包括病毒、立克次體、衣原體、真菌等致病微生物，以及生物毒素和昆蟲媒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