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對叔本華的零星介紹中，象征主義者們為自己的理想主義——其實這種理想主義是一種絕對的主觀性——找到了某種哲學上的保證。象征主義者們喜歡引用《作為意誌和表現的世界》中起首的那句“世界是我的表現”，來否認一切外界世界的現實，隻承認構思，表現世界的精神的存在。著名的象征主義詩人雷米·德·古爾蒙在《麵具之書》的序言（1896）中，認為整個象征主義都存在於早就被叔本華揭示的“真理”之中：
這是一種福音書般的、美妙的、解放人的、具有革新力量的真理。也就是世界的非現實準則。對人這一思考著的主體來說，世界，以及一切外在於我的，隻根據人對此而有的理念而存在。我們隻知道現象，我們隻知道表象；一切真正的真理我們都找不到；實質是不容攻擊的。這就是叔本華用了這句如此簡單而清晰的話說明的：“世界是我的表現。”我並不去看到存在著的事物；事物因我見而存在。有多少思考著的人，就有多少多樣化的世界，而且可能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樣的一種思想，與法國傳統的“我思故我在”的哲學相結合，與追求高度意識、高度覺悟的法國理性傳統結合，最終就導致瓦雷裏的“泰斯特先生”式的純理性、意識思考行為。一切都發生在頭腦中，一切都是意識思維的產物。這一極端的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成為象征主義的主流。朱光潛的美學至少在初期大體上從屬於這樣一種唯心的體係。與朱光潛的論爭，不光體現了梁宗岱作為摯友與諍友的可愛性格，更多地體現了梁宗岱麵對這種純主觀主義時的矛盾心理。這種矛盾性在他初期回國，麵對浩瀚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產進行思考時，成為一種富有成效的沃土。
這種精神性，會不可避免地帶來某種空洞性。正如維克多·塞加萊（謝閣蘭）指出，象征主義到了一定程度，會出現“純理念的枯竭”，他指責說：“這些熱愛理想的人，無聊之極、不現實。”
針對這一問題，柏格森主義的出現，為象征主義的純主觀性帶來某種新的物質主義基礎，成為業已枯竭的象征主義的新的理論基礎。從而導致了新象征主義的產生。尤其是柏格森的“深層自我”理論為象征主義的自我打開了新的深度。
柏格森的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主體觀。他的早期作品《論意識的直接材料》（1889）和《物質與記憶》（1897）跟象征主義最活躍的時代是同時的；然而，要等到20世紀初，也就是象征主義本身開始衰落時，才能真正感受到柏格森思想的影響，從而形成某種新象征主義，從柏格森的“直覺”、“綿延”和“深層自我”中獲得靈感。
在柏格森與象征主義的“教理”之間，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的共性。象征主義的“深層結構”理論反對實證主義的心理學，在柏格森的主觀性理論中可以看到不少回聲。柏格森區分兩種“自我”：一種是淺層的自我，它遵從普遍的社會生活，尤其是語言的苛求，另一種則是深層的自我，他是由一係列不間斷的感知、感覺和感情組成的，語言無法表達它們，因為它們是一種純質性、而非量性的存在。由於日常語言無法去抓住心理生活的這一麵，所以它給了哲學語言一種特殊的任務。同時接受了這一特殊任務的，是詩性語言。柏格森強調了這一點，因為他認為“藝術可以使我們人格中活躍的力量或者說抵抗的力量睡去”，從而在藝術手法中，可以找到某種獲得催眠狀態的手段，隻不過是這一手段減弱了的、更為細膩化、在某種意義上精神化了的形式：“而詩歌的節奏就可以產生這樣一種效果，在這種詩歌節奏之下”，“我們的靈魂在愛撫、沉睡，就像在一個夢中一樣，忘卻自我，以便與詩人一起去思考，去看”。
唐克萊德·德·維桑在《論象征主義》（1904）一文中明顯體現出了柏格森的理論與當時的詩歌探索之間的聯係。維桑把詩歌定義為是一種“將自發的意識外在化”；而象征主義就是一種捕捉“深層自我”的表現的嚐試，並超越於理性語言之上，去重視“深層自我”無限的細微差別：
象征主義者們專攻的是第二種自我，這種自我要內在得多、更難以表達。因為這一自我是極具活動性，極為模糊的，必須曆經很大的困難才能成為實體。這就像是在窗後麵的一張臉：如果我們很快從它麵前經過，就會看不清它，但一旦我們的眼光在黑暗中凝視，那張臉就很快會從陰影中出現，向我們交流。然而，從本源深處凝視的這種情感的個體性與獨一性無法用詞彙來表示。由於沒有可以現成抓住它的詞，所以詩人就巧妙地致力於喚起這一情感，在讀者身上暗示出來，直到讀者在被征服的狀態下，完全地體會到這種情感，直到在他心中感受到這一情感所有細膩的共鳴，直到他的靈魂捕捉到它最細微的各種色彩。也正如此，我們必須運用象征主義的表現手法，因為隻有它能夠不去攪亂一種靈魂狀態的微妙的複調。
“靈魂狀態的微妙的複調”（la délicate polyphonie d un état d me）這一提法已經具有極大的現代性。柏格森的哲學可以幫助建立起一種象征主義詩歌的表達理論，這一詩歌是對“深層自我”的幾乎即時的傳譯。同樣，這一表達理論為象征主義者們的音樂追求、自由詩的使用帶來了理論基礎，因為這一新詩作更適合於心理生活的變幻性以及每一種意識狀態的特殊質量。我們在第五章將可以看到，這一思想對梁宗岱來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導致了他在某些程度上對象征主義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