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元代開鑿窟的洞很少。第3窟的四身飛天就具有代表性，頭梳長髻，臉形豐圓，長眉秀眼，裸露前胸，項飾瓔珞，一手托蓮花，一手執蓮枝負在肩上，乘黃色卷雲從空而降。身體沉重，飛動感不強。
敦煌壁畫中的飛天的形象、姿態以及意境、情趣和形式風格，都在不斷地變化。一千年間敦煌飛天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演變發展的曆史。
（第六節）清代敦煌文化教育事業
清代敦煌建縣修城後，隨著人口的增加，建立正規學校，改變原來隻有個別私人開館授生的私塾的局麵甚為緊迫。
當時任敦煌知縣的河北宛平人曾希禮，也深知“涵育人材，以養以教”的重要性，於是首先自捐俸銀，積極倡導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後又得到全縣農工商人等的資助，於1760年在縣城周圍建起東、南、西、北四所義學，部分農戶和貧民子弟有了就學的機會。隨後，曾希禮知縣親自督工興建了地處縣城北關僻背安靜的東北角的鳴沙書院（以縣南有鳴沙山而擇其名）。
鳴沙書院建成後，即招生聘師，傳文授經。曾希禮還積極提倡為書院建立膏火(助學)基金，並自己捐贈月薪大半，結果在地方人士廣泛讚助下，得銀千餘兩，充作助學基金。自此以後，敦煌城鄉學校興起，書院生徒增多，學風為之一振。乾隆己亥科，敦煌趙學詩首中舉人，後又聯捷拔貢。趙學詩博學能文，尤負詩名，士林器重，有“趙敦煌”之美稱。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敦煌知縣彭以懋效曾知縣捐傣銀1200串。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知縣黃廷緩也捐俸金1200，均以熱心教育事業，作為助學基金。他們都為培養敦煌地方人才，盡了“父母官”之責。
道光四年至年(公元1824-1831年），福建德化縣舉人蘇履吉，兩次出任敦煌知縣，都以“振興文教，獎掖後進為急務”，整修了鳴沙書院，並延請武孝廉曾元魯擔任主講，同時增置義學，重修《敦煌縣誌》，對敦煌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另外，在其任職期間，還新修了月牙泉觀亭、廡廊，供遊人觀泉賞景，飽覽“沙漠奇觀”，故後人“欽為一時風雅吏”。
自蘇履吉振興鳴沙書院後，敦煌文風更上一層樓。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敦煌人雷起瀛就任鳴沙書院主講，任教二十年，以培養地方士風為己任，勤誨不倦。一時間人材輩出，先後培養出舉人張克寬、雷起鴻、祁士麟，王化通、拔貢王鋌等。正如《鳴沙書院碑》文所述：自鹹同至光緒，敦煌學生“明經拔粹，鑒賢書者頗不乏人”。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敦煌知縣唐傳柄，又倡議將百年鳴沙書院另行修建於城內東城角，為培養人才再做新的貢獻。
（第七節）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及文化藝術的劫掠與破壞
一、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
敦煌奠高窟道士王圓籙，湖北麻城人，逃荒到肅州巡防營，後又流落敦煌，在莫高窟下寺當道士。清光緒二十六年農曆五月二十五曰（公元1900年7月2日）率人在第16號洞窟清理甬道積沙，清除完畢後，忽然“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奇物從此，秘室開啟，寶藏現於世，該洞窟被稱為“藏經洞”。這座蘊藏豐富、包羅萬象的古文獻文物寶庫中，滿貯宗教、曆史、文學、藝術和人民生活等方麵的重要文獻文物資料約五六萬餘件。其中有大量佛教、道教、儒學和其他宗教經典著作；還有大量的經、史、子、集、詩、詞、曲賦、通俗文學及水經、地誌、曆書、星圖、醫學、數學、紡織、製糖、釀酒、棋經等，中華文化的精品珍奇一應俱全，應有盡有。同時還有大量民間買賣契約、借貸典當、帳簿、戶籍、信劄、狀牒等等。這些文獻典籍的文字用漢文、藏文、梵文、於闐文、龜茲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鶻文、康居文等文字寫成，漢文最多，藏文次之。文書中還有唐、五代、宋時期的印刷品。
除此之外，藏經洞還有繪畫、佛像、剌繡及大批其它珍貴藝術品和絲織品。這枇古文獻文物資料的時限，上起三國時期，下迄趙宋王朝，最早紀年是苻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延續時間長達12個世紀，相當於我國曆史上的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的曆代文書典籍。這些寶貴的曆史文獻文物資料，對於了解和研究我國北朝至宋各個時代政治、經濟、科技、宗教、史地交通、民族曆史、文學藝術、語言民俗、音樂舞蹈等提供了其它史籍所未曾記載的珍貴資料。同時，也為了解和研究中古時期民族間在血緣和地域上的關係和中亞、西亞、歐洲等地區文化發展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曆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