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等植物，經敦煌陸續向東部地區移植；西域的良馬、橐駝、各種奇禽異獸以及名貴的毛織品，經由敦煌地區也都向中原地區而來。以後，佛教和佛教藝術也經中亞傳到西域，經敦煌地區改製加工融合了中原文化再向東傳播，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封建時代文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中原地區則經敦煌向西域及以遠地區輸送大量的絲織品和金屬工具，並把鑄鐵、鑿井(包括井渠)的技術傳到西域。這種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漢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節）絲時期敦煌地區的基本曆史狀況
一、東漢初期敦煌地區的形勢
西漢末年，王莽奪取政權，其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反抗，全國各地豪強見隙紛紛群雄割據，互相攻伐。地主豪族隗囂乘機占據跪右地區，公孫述稱雄於巴蜀地區，盧芳割據安定。他們這些割據勢力都不時覬覦河西走廊，企圖據其為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衝特定的曆史情況下，河西及敦煌地區危機四伏。為此，當時的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在酒泉太守梁統、張掖都尉史苞、敦煌都尉辛彤等人的支持擁戴下，被推舉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大將軍。竇融，扶風平陵(今陝西鹹陽西北)人，祖上累世在河西為官，故對這裏的各種情況十分熟悉。他擔任河西五郡大將軍後，立即組織起五郡的聯防組織機構，同心協力“自保河西”，並“撫結雄傑，懷柔羌虜”，較好地穩定了河西地區的局勢，從而使河西地區在當時複雜的割據鬥爭中維持了較為平穩安定的局麵。其間河西各地農業、畜牧業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陳規陋習得到抵製。竇融還修兵馬、習戰射，加強了邊塞防禦，有效製止了羌胡侵擾。為此，河西穩定富庶，各地流民紛紛投奔，保護了河西人民利益，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
公元25年六月，當赤眉軍迫近長安時，劉秀在鄗南（今河北柏鄉）即皇帝位(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以這一年為建武元年。不久，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赤眉軍失敗，劉秀恢複了地主階級的統治，開始致力於削平各地的割據勢力，於建武五年（公元29年)統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區。在此同時，光武帝劉秀開始率兵西征，竇融親率河西各郡兵力積極配合，次第平息了隴、蜀割據勢力，建武九年(公元33年），平定了割據隴西的隗囂，次年隴右地區完全統一、河西各郡悉歸東漢政權。
王莽時曾改敦煌郡為敦德郡，敦煌縣改名為敦德亭，廣至改為廣桓。至東漢時，敦德再改為敦煌。郡的轄縣與西漢時相同，隻是將廣桓仍改原廣至，淵泉改為拚泉。
東漢時敦煌郡的人口，據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統計，共有7480戶、29170口，較之西漢時有了減少、這是西漢末、東漢時西北地區“戰亂相繼，民無寧日”的結果，也是東漢政權統治力量削弱的表現。
當光武帝劉秀進行國內統一戰爭時，匈奴的勢力有所發展。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邊八部擁立為南單於，他襲用其祖父呼韓邪單於的稱號，請求內附，得到東漢的允許。從此以後，匈奴分裂為南北二部。
北匈奴離漢邊較遠，他們控製著西域，常常侵擾河西、敦煌及北方郡縣，擄掠南匈奴人和漢人。東漢王朝為了避免這種侵擾，答應與北匈奴“合市”。章帝時，北匈奴貴族驅牛馬萬餘頭，經敦煌、安西、酒泉到武威與漢人“合市”，得到郡縣的隆重款待和東漢王朝的饋贈。
自東漢初至明帝末，漢王朝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近60年，不但國內中原地區的政治統治已經鞏固，而且當時的社會經濟已由陝複而又有相當的發展，這就為明帝鞏固邊疆、出兵西域準備了較好的政治、經濟條件。加之，此時北匈奴寇抄益甚，焚燒邊郡城邑，殺略甚眾，終至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帶地區城門晝閉。東漢政府為扭轉西北邊疆的被動局麵，開始改變原來的築亭障以自保的退守政策，采取了在西北逐漸展開的積極前迸的政策。
當時，北匈奴受到北麵的丁零、東麵的鮮卑、東南麵的南匈奴的夾擊，又受到西域諸國的反對，勢力薄弱，部眾離散。
東漢王朝為了保障河西四郡的安全，並相機恢複同西域的交通，於是利用這一時機，發動了對北匈奴的進攻。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漢軍四路出擊：祭彤、吳棠出高闕塞，竇固、耿忠出酒泉塞，耿秉、秦彭出張掖居延塞，來苗、文穆出平城塞，大敗匈奴後，留吏士屯田於西域。隨即又沿天山北麓西南，逼車師後王、前王先後內附於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