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德儲祉，發祥有（時），大賢濟代，應運有期。斤斤張公，受天純熙；孝友衝用，忠質懿姿。首出明揚，薄遊卑位；三入烏府，四踐丹地。省閣憲章，朝廷故事；蒼生虛，青雲自致。高唱寡和，曾湍激流；一麾出守，九命諸侯。墮淚碑在，招賢拓留。巨航未楫，夜（壑）（遷）舟。於惟夫人，克佐君子。德稟姆訓，才光（女）史。同穴佳城，爰屆爰止；永代克孝，哀何可已！
（三）徐浩書論考述
徐浩書論著作，見於著錄者四種：其一，《書譜》，著錄首見《新唐書·藝文誌》；其二，《法書論》，著錄首見《宣和書譜》；其三，《古跡記》，著錄首見《法書要錄》；其四，《論書》，著錄首見《法書要錄》。前二種惜已亡佚，茲對《論書》《古跡記》分別予以討論。
1.《論書》的書法思想
《論書》對後世影響較大，晚唐盧攜《臨池訣》即有稱引。《法書要錄》《墨池編》所錄《論書》，略有出入。後者篇末尚有如下29字：“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心存目想，時複臨本，驗其短長，可致佳境耳”。按，《宣和書譜》卷三記徐浩“嚐作書法以示子侄，盡述古人積學所致，真不易之論”。是知“汝曹”殆即徐璹等輩。徐浩生於長安二年，篇中既稱“汝曹年未弱冠”，則此篇當作於開元之末，為徐浩早期書論文字。傳法敦學，要在曉暢，故《書論》力避冗繁，亦不重體係構建，與孫過庭《書譜》、張懷瓘《書斷》、竇靈長《述書賦》等“立言”式著作大異其趣。然而，徐浩之審美觀、道藝觀及技法精髓，反倒易於把握。茲摘錄有關章節，略作討論。
（1）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
按，徐浩《書論》所及“骨”“氣”“肉”“力”等，皆為中古書法美學之重要語辭。對此，業師叢文俊先生《傳統書法批評詞語的語義係統與詞群結構》一文考之甚詳，茲不贅述。可以看出，徐浩評書，以“骨”“肉”“氣”“力”兼具者為上品。此不可得，則務求“骨”“氣”，至於“肉”“力”，則實已等而下之。——換句話說，“肉”須附“骨”而生；“力”當因“氣”而用。這種審美觀與唐代經典書論思想一脈相承，如孫過庭《書譜》：“假令眾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氣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疏，淩霜雪而彌勁；花鮮葉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雲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蕊，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托？”徐氏以“鳳凰”喻上品之書，亦充分體現了儒家審美的“中庸”理念。——鷹隼“骨勁”“氣猛”而“乏彩”，此為質勝於文；翬翟“肉豐”“力沉”而“備色”，此為文勝於質。鳳凰則不獨色彩“藻耀”，且“高翔”之能亦莫可端倪。此非孔子“文質彬彬”“盡善盡美”之理想而何？
（2）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幾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裏麵目，斯亦逾於博弈，亞於文章矣。
按，徐浩此論，蓋出於《顏氏家訓》：“真書草跡，微須留意。江南諺雲：‘尺牘書疏，千裏麵目’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王褒地胄精華，……尤以工書，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研之役。……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至於“古人所恥”“殷鑒不遠”雲雲，則《世說新語·方正》亦堪作箋：“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雲：‘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為也。’王曰：‘此魏祚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王獻之此舉，不為矯情，它有著深刻的曆史文化背景。——孔子雲：“誌於道、居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本乎此訓，封建士大夫視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對藝術社會功用的認識，自然存在曆史局限。據《後漢書》，漢靈帝愛好書畫辭賦，開“鴻都門學”，廣泛延納藝術人才，“工書鳥篆者悉加召引，遂至數十人。”對此，恪守儒家傳統的封建官僚，如光祿大夫楊賜、尚書令陽球等，莫不表示反對，而大書法家蔡邕，反應亦極為強烈：“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當誌其大者。”
對於書法，唐人多視之為幹祿手段，溺思毫厘，耽樂翰墨，則失其本末，非君子立身之道。——徐浩出身科舉，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忘情”於書藝，自然是其“道藝觀”所不能認同的。然而，書法又是三代家傳絕學，徐浩亦肩負著薪火相傳的神聖使命。在此，我們當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內心的矛盾衝突。徐浩、張懷瓘同是宮廷禦用書家，然張氏出身卑賤，故其《文字論》《書斷》反倒有膽量高呼：“闡《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莫近乎書”；“發揮文者，莫近乎書”。比較而言，徐浩與顏真卿倒十分相似：既能恪守儒家的道藝觀，不以書自命，又能斐演家學，無愧衣缽。總之，徐浩以書法“逾於博弈”、“亞於文章”而諄諄告誡子侄，實已對其“經義為本，技藝為末”的正統“道藝觀”作了淋漓盡致的闡發。
（3）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令促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經也。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也。
按，自兩漢迄於南北朝，中國古典書論之著述、流布，業已洋洋可觀。其中，“書史論”、“書家論”、“風格論”、“創作論”、“鑒賞論”、“批評論”、“器用論”等較為豐滿。下及三唐，楷書的成熟，促進了“技法論”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科舉以書判取士，“楷法遒美”直接與利祿掛起鉤來，——對於書教，社會文化從未有過如此急切的期待。所以，唐代書法家、書法理論家，幾乎都有技法著作傳世，且往往與教學有關，這是唐代書論的最大特色。從傳世碑版、墨跡看，後世盛稱唐人“尚法”，其實，唐代書論也足以印證這一史實。上引徐浩《書論》正是地道的“技法論”。——徐氏傳法於子侄，教學對象較為特殊，故其行文極為平實，信亦不容有半字虛言。《宣和書譜》推為“不易之論”，殆即以此。其中“藏鋒”“疏密”“大小”“肥瘦”“捷徐”“平側”之論，流露了徐浩對楷書結體“均衡感”的追求。是亦足以窺見徐氏待詔金門之書判心得及其久任館閣，教示楷法之經驗。——大而化之，它所體現的書法觀，就是唐人對楷書“典範美”的崇尚！
2.《古跡記》係年及相關問題
《古跡記》為徐浩進禦之作，旨在為剛剛登基的德宗李適舉薦內府法書鑒藏專家，即文中所謂“別書人”。其實，徐浩本人即長期充任此職，所以，這種舉薦，也是在為自己選定“接班人”。此見《古跡記》之末：“臣今暮年，心昏眼暗，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左：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謀竇臮，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偽知真，無出其右。臣長男璹，臣自教授，幼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跡，亦勝常人。其餘庶士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按，“恐先朝露”，意謂不久於人世，即此已見徐氏拳拳之心。進禦之作，誠惶誠恐，故《古跡記》所敘唐代書史，亦斷無不實之詞。又，竇蒙兄弟，職位卑下，徐浩唯才是舉，雅有古君子之風。竇蒙稱其弟靈長“學究天人，才通訓詁”，“翰墨廁張、王，文章淩班、馬”。竇靈長《述書賦》，洋洋萬言，精窮旨要，詳辨秘義，確乎堪稱天才卓爾。竇靈長稱其兄蒙則曰：“書包雜體，首冠眾賢。手倦目瞥，瞬息彌年。比夫得道家之深旨，習閬風而欲仙”，考諸唐代書法史，此亦非無稽之談。
德宗皇帝甫一登基，即罷梨園樂工三百餘人以抑製浮侈。——對付“藩鎮割據”，推行“兩稅法”，乃是國家當務之急。然而，對於老臣徐浩之舉薦，德宗皇帝卻破例予以恩準。舍徐浩，竇蒙、竇靈長、徐璹三位鑒定家恐亦無緣任職皇家府庫。當然，“安史之亂”以後，李唐國祚日衰，自徐浩死後，唐內府的法書鑒藏購求，實際上已經是江河日下了。
《古跡記》首論書法源流，疏理了籀文、篆書、隸書、八分、章草、真書、行書、草書之流變，進而品藻秦漢以降曆代名家法書，涉及史籀、李斯、程邈、王次仲、漢章帝、崔瑗、蔡邕、張芝、鍾繇、衛瓘、索靖、王羲之、桓玄、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釋智永、蕭子雲、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釋智果及徐浩先祖徐師道、先考徐嶠之等數十人。即此已足見徐浩積學之厚、閱曆之博。徐氏充任宮廷首席鑒藏專家數十年，能維持其權威且頗有口碑，絕非僥幸而得。
繼之，《古跡記》以較大篇幅記敘了初、中唐內府法書名跡收藏史，時間跨度近二百年。其中，徐氏對二王書跡的流傳、散佚、搜求、鑒藏，所述尤詳，且多有並世學人未及之處。茲拈取二事，略加推演，藉此以揭示徐浩其人在唐代書法史中的重要地位。
其一，“玄宗開元五年十二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跡，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為《畫讚》是偽跡，不近真。”按，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大書家褚遂良奉唐太宗之命，曾編次《右軍書目》，精鑒如褚氏，未能辨王羲之《東方朔畫讚》之偽，列之為右軍第三劇跡，褚氏之說，至盛中唐似已成“定讞”。徐浩並未迷信權威，《古跡記》為皇帝直陳褚氏之失，氣魄與膽識信非泛泛之輩可比。有唐三百年，為數不多的幾位內府法書鑒藏專家，褚遂良、徐浩當推為翹楚，而徐氏之目力似在褚氏之上。其二，“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偽跡，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複減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真跡，代無鑒者，詐偽莫分。”按，徐浩以開元十七年入集賢院，此後，開元十九年、天寶、至德年間，集賢院又三度大規模搜訪法書真跡，徐浩參與了所有工作，並曾兩董其事。換言之，玄、肅二朝的法書收購，實悉經徐浩親簡，贗鼎偽跡混入內府的可能性，自然微乎其微。然而，自上元元年（760年）徐浩貶官廬州以後，其所棄偽跡，卻複為主事者購入皇家府庫。薰蕕同器而不能自知；濫竽充數竟“皆獲官賞”，徐浩之痛心疾首，夫複何言！“代無鑒者，詐偽莫分”，亦足以說明玄宗、肅宗、代宗三朝，徐浩的鑒定權威，實已不可動搖，其一家為尊之勢，幾使人有後繼乏才之虞。
有關《古跡記》之係年，唐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三“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條下注雲：“建中四年，徐浩侍郎自雲昏耄，奏男璹、前國子司業兼太原令竇蒙、蒙弟檢校戶部員外郎汴宋節度竇臮，並皆別識，敕並用之。”張氏《法書要錄》卷三所收《古跡記》之末亦署“建中四年三月日”。
按，《舊唐書·徐浩傳》及張式《徐浩神道碑》均明言徐浩卒於建中三年四月，春秋八十。故張彥遠所記《古跡記》撰著年月必有訛誤。今人殷蓀先生《論徐浩》一文，係《古跡記》於“建中元年三月日”未知何以為據。朱關田先生《唐代書法考評》謂徐浩“舉薦竇蒙兄弟，必當在上元二年（761年）之前”。是知，朱先生認定《古跡記》為上元以前之作品。殷、朱二說皆不確，朱說尤乖其實，茲略作討論。
竇蒙《語例字格》後題記：“大曆十年龍集乙卯二月丁醜，陝州大督都府夏縣尉竇士初校，檢校國子司業、太原令竇蒙再校。”（“再”，《法書要錄》作“甫”，非是。）由此可知，大曆十年（775年），竇蒙尚任職檢校國子司業兼太原令。而徐浩《古跡記》舉薦竇蒙，稱其官銜，則於“國子司業”、“太原令”之首，冠一“前”字，此足以說明《古跡記》作於大曆十年（775年）之後，斷無可能作於上元二年（761年）之前！朱關田先生讀《古跡記》，蓋未深究徐浩舉薦竇氏兄弟之真實原因。——僅僅著眼於上元二年（761年）徐浩為李輔國所忌而“黜廬州長史”一事，並依此為《古跡記》係年，確乎無法自圓其說：其一，“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偽跡，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複減退，人莫知之”雲雲，顯然係追憶之語。換言之，設若徐浩貶廬州以後，有竇蒙、竇靈長、徐璹三位鑒定家繼任己職，則徐氏所棄偽跡，如何得以“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且“人莫知之”？其二，上元二年（761年），徐浩59歲，“心昏眼暗”之歎，“恐先朝露”之慮，均為時過早。
當然，據《語例字格》竇蒙自署職銜，係《古跡記》於大曆十年（775年）之後，仍嫌寬泛。其具體時間，還須揣度。
揆之以理，《古跡記》既言“承前偽跡，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複減退，人莫知之”，則大曆十年（775年）之後，徐浩須有再檢內府法書收藏之機會。不然，何以悉知內府贗鼎之夥？考徐氏仕履，大曆八年（773年）坐典選，黜為明州別駕，從此，徐浩“處江湖之遠”近八年。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六月，徐浩方征詔回京，拜彭王傅，加會稽郡開國公。兩年後，徐即卒於長安永寧裏私第，享年八十。顯然，徐浩重檢內府法書收藏，並將有關情況載入《古跡記》，隻能在返回長安之後！但殷蓀先生係《古跡記》於“建中元年四月”仍不確。——徐浩雖於建中元年六月奉詔返京，然是年八仍未到達長安。此有二事可證：其一，《寶刻叢編》卷七引《複齋碑錄》雲：“《穎國公史繼先墓誌》唐明州別駕徐浩撰並行書。……建中元年八月二十日”。其二，《全唐詩》卷一四七劉長卿《寄會稽公徐侍郎》雲：“搖落淮南葉，秋風想越吟；鄒牧入梁苑，逸少在山陰；老鶴無衰貌，寒鬆有本心；聖朝難稅駕，惆悵白雲深。”傅璿琮先生已考定此詩作於建中元年。——是年，徐浩返京任職，途經睦州與劉長卿相遇，別後，長卿作歌相寄，惆悵眷戀，溢於言表。“搖落淮南葉，秋風想越吟”，無疑已是八、九月之事。
睦州之長安，路程非短，抵京之後，徐浩重檢內府法書，亦尚須時日。故《古跡記》最有可能作於建中二年（781年）。此時，徐浩年邁（79歲），大限之期日近（次年四月卒），“心昏眼暗”為其生理之實際，“恐先朝露”為其心理之實際，《古跡記》撰作之由，正在於此。
當然，係《古跡記》於建中二年（781年），尚有一事須作說明：
《述書賦》最末，竇蒙題記曰：“大曆四年七月點發行朱。尋繹精嚴，痛摧心骨，其人已往，其跡今存，追想容輝，涕淚嗚咽。”此為悼亡之辭無疑（竇蒙詩《題弟〈述書賦〉後》，見《全唐詩》卷二六一。竇蒙文《題〈述書賦〉語例字格後》，見《全唐文》卷四四七。二者與前引“題記”實為一時悼亡之作，因不署年月，此不稱引）。讀此題記，或以為大曆四年七月之前，竇臮已先蒙而死。如此，則徐浩為皇帝薦舉之“別書人”中，便有一“鬼”，——史事不容如此荒謬！茲檢核有關材料，以證上述理解之非。
其一，陳思《寶刻叢編》記：“《唐景昭大法師碑》，竇臮書並篆額”。景昭法師卒於貞元元年（785年）11月，是碑貞元三年（787年）正月立。其二，張彥遠《法書要錄》所收盧元卿《法書錄》雲：“貞元十一年正月，於都官郎中竇臮興化宅見王廙、鍾會書各一卷。”是知，代宗朝以後近半個世紀，竇臮仍活躍於書壇。徐浩舉薦竇蒙兄弟，而德宗用之為內府“別書人”，完全可信。——因此，竇蒙所記“點發行朱”雲雲，乃追憶之語，蓋謂其為《述書賦》作注一事，始於大曆四年（769年）。而其弟之卒，則遠在數十年之後。
（四）懷素、徐浩交遊考
1.懷素幹謁徐浩之係年
懷素小徐浩三十餘歲，盛中唐之際，並有書名。徐浩乃書壇宿耆，“八體兼工”；懷素為“僧中之英”，精擅狂草。大曆之前，懷素雖足不出湖南，然已遍幹衡湘地方名流，好事如張謂、王邕、蘇渙、李舟等輩，對懷素狂草的褒揚讚述，即已經“溢乎箱篋”，但“自倚能書堪入貢”的懷素，誌在“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狂僧高標矜許，焉能滿足於衡湘一隅之名？懷素亦深知：文人學士、公卿官僚的褒揚讚述，多為外行捧場，其名較“虛”，真“欲令羨價齊鍾張”，非得借重書壇泰鬥之譽不可！——《自敘帖》曆數十一位名士公卿，唯獨於顏真卿官銜之下特標“書家者流”四字，殆其心曲。
大曆初，張旭、賀知章老死有年；李邕罹禍，已遭杖殺；顏真卿書名尚未大彰（參《顏真卿、徐浩之比較》）。當時，徐浩以書法獨步海內，其聲望亦有“亞相”之尊。——徐氏其人自然成為懷素幹謁之首選。考索懷素、徐浩交遊，亦足以窺見二人個性及書法審美旨趣之不同。
懷素何時幹謁徐浩？史籍未詳。今人朱關田先生初謂“時在大曆二年四月至三年十月間”，蓋本乎徐浩廣州之任期。後又係其事於“大曆二年”。高嵩先生《敦煌唐人詩集殘卷考釋》亦主此說。熊飛先生則以為“應在大曆二年四月以後，……其北返湖南，最遲不會晚於本年冬”。以上諸說，均失之寬泛。茲據有關史料，再作考稽。
蘇渙詩《送零陵僧兼送謁徐廣州》（一本又作《懷素上人草書歌》）：“忽然告我遊南溟，言乞亞相求大名；亞相書法淩獻之，見君絕意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隻恐貪泉成墨池。”按，“南溟”即南海，泛指百越交廣之地。“亞相”，唐時每以禦史大夫稱之，徐浩開元末曾任監察禦史，亞相即其人。“南中紙”產於巴蜀，嶺南用之甚廣。“貪泉”，水名，在廣東南海縣西北，又稱石門水、沉香浦、投香浦。《晉書·吳隱之傳》記，吳任廣州刺史，經南海，飲貪泉而賦詩：“古人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據《舊唐書·代宗紀》：大曆二年四月，以工部侍郎徐浩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由此可見，蘇詩所及史實、人物、地理與懷素幹謁徐浩事均彌合無間，而用典亦極為貼切。又，《舊唐書·代宗紀》：大曆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是知，徐浩任廣州刺史，尚不足兩年。
詩中“見君絕意必深知”句係臨別祝願，殆無可疑。所以，懷素出湘南遊，宜以本詩為上限。蘇渙此詩，曆來注家均係於大曆三年（768年），許為“定讞”，亦無不可（參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故懷素出湘南遊，必在大曆三年！至於其廣州逗留之期，則有敦煌新出唐人遺詩可供詳繹。
伯2555卷，馬雲奇《懷素師草書歌》一首，移錄如下：
懷素年才三十餘，不出湖南學草書，大誇羲獻得齊德，
竊比鍾繇也不如。疇昔闍梨名蓋代，隱秀於今墨池在，
賀老遙聞怯後生，張顛不敢稱先輩。一昨江南投亞相，
盡日花堂書草幛，含毫勢若斬蛟龍，挫管還同斷犀象。
興來索筆縱橫掃，滿座詞人皆叫好，一點三峰巨石懸，
長畫萬歲枯鬆倒。叫啖忙忙禮不拘，萬字千行意轉殊，
紫塞傍窺鳴鴻雁，金盤亂灑水晶珠。直為功成歲月多，
青草湖中起墨波，醉來隻愛山翁酒，書了寧論道士鵝。
醒前猶自記華章，醉後無論絹與牆，眼看筆掉頭還掉，
隻見文狂心不狂。自倚能書堪入貢，一盞一回撚筆弄，
壁上颼颼風雨飛，行間屹屹龍蛇動。在身文翰兩相宜，
還如明鏡對西施，三秋月淡清江水，二月花開綠樹枝。
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君王必是收狂客，
寄語江潭一路人。
細味此詩，以下二處頗值關注：
其一，“一昨江南投亞相”（“江南”，高嵩先生以為係“嶺南”之誤抄）。按，“一昨”，謂不久前，唐人詩文以此作追敘往事之習語。是知馬雲奇之詩當作於懷素自廣州北返湖南之後。
其二，“聞道懷書西入秦，客中相送轉相親，君王必是收狂客，寄語江潭一路人”。此亦為贈別之辭，——二人江潭客中相知，馬氏獲悉懷素將“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臨別歧路，作此長歌以壯行色。懷素去後，馬氏似仍舊羈旅此間，故有“寄語江潭一路人”之叮嚀。按，“江潭”，《全唐詩》用之計三十餘處，可泛指江南澤國。如用於湖南，則多指湘北嶽陽（嶽州）及湘東長沙（潭州）。前者如張說《嶽州宴別》：“誰念三千裏，江潭一老翁。”又，《嶽州作》：“正有江潭月，徘徊戀九華。”後者如劉長卿《奉酬辛大夫》：“長沙耆舊拜旌旗，喜見江潭積雪時。”又，《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故二人相逢於嶽州抑或潭州，尚須斟酌。以筆者之見，當是長沙。因懷素之“西遊上國”，全賴潭州刺史張謂提攜之力。張謂自長沙赴京任職，懷素與之同行，即途徑嶽陽，想亦無暇久留。朱關田先生以為二人相別於嶽州，似僅僅著眼於“青草湖中起墨波”一句，此說證據欠堅實。“青草湖”雖是嶽陽洞庭湖之別稱，然詩中未必實指。——馬詩蓋以瀟湘第一巨澤為“墨池”之喻，極狀懷素狂草之歲月功深。
顯然，馬氏此詩實關乎懷素“南遊”、“西遊”二事之係年。茲先論“西遊”一事，以便為“南遊”確定下限。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狂僧日前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不因禮部張公將爾來，如何得聲名一但喧九垓？”按，“禮部張公”即張謂（字正言）。據此，則張謂之“將”懷素入京當與馬雲奇詩同時。張謂曆官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禮部侍郎諸職，其《長沙風土碑》記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罪湘東”。按，“八葉”，即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八朝，此指代宗朝；“六載”，指代宗李豫登基後之第六年，即大曆三年（768年）。——本年張謂尚任潭州刺史，聞一多先生《岑嘉州係年考證》亦主此說，不過，聞先生謂張氏“自禮部侍郎出刺潭州”則失之。茲略作說明，以落實其偕同懷素入京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