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坦蕩到陰暗
今人常說“程朱理學”，朱即朱熹，程即程顥、程頤兄弟，都是北宋時代的大儒。下麵是一則對於理學家來說非常有象征意義的故事：
二程一日赴某士大夫家宴會，座中有兩位歌妓（即今日的三陪女郎）勸酒，程頤一見，立刻拂袖而去，程顥則仍與眾賓客盡歡而散。次日二程見麵，談到昨日之事，程頤猶有怒色，程顥卻笑道：我昨日在那裏，座中有妓，心中原本無妓；你今日在這裏，齋中無妓，心中卻還有妓。程頤不覺愧服。
在文學上，這個故事給後人留下了“大程心中無妓”的典故。但是這個故事的意義，並不在於說明那位首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程頤之嚴於律己，或程顥之處世圓通，而在於開始以一種道學的眼光、一種禁欲主義的標準來看待男女關係和性。因為在唐宋時代，歌妓勸酒娛客、演唱助興，在官員和士大夫中原是極為普遍之事，參加這樣的宴會本來不會招致任何道德方麵的非議。
在這方麵朱熹也大有“貢獻”。例如，他有一部《詩集傳》，是通過為《詩經》作注的形式闡發他自己的道學觀點的。可是《詩經》這部連朱熹自己也相信是經過孔子刪定的儒家經典中，竟然有至少22篇——都是優美的愛情詩歌——被朱熹斥為“淫奔之辭”。對於《鄭風》中那些反映女子追求男子的篇章，朱熹更是深惡痛絕，斥之為“女惑男”，是“幾於蕩然無複羞愧悔悟之萌”。漢唐時代坦蕩開放的性觀念，在道學家們看來是不可想象的，是難以容忍的，故有“髒唐臭漢”之說。
理學在宋代的興起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論也有多方麵的內容，但是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要點之一，就是對“男女大防之禮教”的大力提倡。此後這些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封建集權統治者又動用行政手段來加以鼓勵，比如明太祖下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這就不僅有精神鼓勵，而且直接對家庭產生經濟利益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道學家逐漸成功地將這樣一套觀念強加給中國人，那就是：女子必須從一而終，否則就是下賤而可恥的；男女之間的性愛是醜惡的，除了傳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應該盡量壓抑、回避和譴責性愛。之所以說這套觀念是被強加的，是因為大部分人並非由衷地接受這套觀念——這套觀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們隻是迫於輿論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反對而已。
對於這套禁欲主義的道學觀念，既不敢表示反對，又不願意接受和實行，那麼出路何在？當然隻剩下一條路，就是虛偽——表麵上讚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義的道德標準，行動上則照樣追求和享受性愛、欣賞乃至創作色情文藝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幾百年以來，許許多多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的。正是這種禁欲主義的輿論和虛偽的傳統，普遍造成了人們陰暗而病態的性觀念。
20世紀的震蕩
隨著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走向窮途末路，中國人經曆了歐風美雨的衝擊，性觀念開始發生劇烈變化。這種變化在都市人群中表現最為明顯。
都市生活的展開，新式教育的興起，使得男女之間必須發生頻繁的交往，“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的光景再難重現。許多男女拋棄了女子從一而終的舊道德觀念。受過新式教育的青年為了逃避父母包辦的婚姻而離家出走，是二十世紀初期經常發生的故事。這些青年通過自由戀愛尋找他們自己的愛人。
與上述現象相呼應的，是一部分文化人，在反封建的大旗之下，自覺或不自覺地以自己的言行成為在性觀念方麵改革開放的先鋒。例如魯迅和郭沫若都有不止一次的婚姻，有的放到今天來看，也不無可議之處，甚至是不合法的。新舊交替之際，人們一時無所適從，有時也就容忍了某些過激之舉。
這一時期還有更為過激的行動，足以考驗今日中國人的想象力。例如，1927年，在武漢曾舉行過裸體遊行，口號是“打破羞恥”，另一說是為了歡呼北伐勝利。兩次這樣的遊行被當時的某報詆為“為世界人類開中國從來未有之奇觀”、“真不異百鬼晝行之世界”。周作人表示不太相信真有此事，又說即使真有，“也隻是幾個謬人的行為，沒有多少意思，用不著怎麼大驚小怪”。又如那時激進的青年人還搞“天體（即裸體）運動”和自由同居。這些行為自然遭到衛道之士的痛斥，也不可能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同。
隨著西方現代性學知識的傳入，為了讓性學取得科學的“身份”，並且成為可以進行研究的學問，先行者曾作過代價慘重的嚐試。這方麵最有代表性的當推原北京大學教授、留法哲學博士張競生。張競生提倡節育、發表“愛情的四項定則（愛情有條件、愛情可比較、愛情可變遷、夫妻為朋友之一種）”時，社會尚能容忍；等到他編輯出版了《性史》一書，卻立刻成為千夫所指，連最能容人的北大也容不得他了。張競生當時任北大“風俗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該委員會當時搜集民間淫穢歌謠並編輯出版以供研究，未曾招來什麼物議；張競生認為性風俗也在應該研究之列，故有《性史》之作，不料物議沸騰，幾乎所有當時激進的、以反封建名世的新派學者都不能接受他的作法，更不用說保守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