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原道》篇並未明言“道”的哲學性質，當時也達不到這種哲思水平。但我們畢竟可以從對“道”的形容中，揣摩它的某種性質。諸如“若廼《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屍之，亦神理而已”（《原道》）；“道心惟微，神理設教”、“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原道》）；“天道難聞．猶或鑽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征聖》）；“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製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經》）；“神道闡幽，天命微顯”、“圖籙之現，乃昊天休命”（《正緯》），等等。顯然，這都是說明“道”是個頗為神秘難言的根本法則。將本體根基分為“唯物”、“唯心”和“二元”，乃是西方分析思維的產物。而古代中國的籠統直觀整體思維，不可能作此類區分。所以，古代帶有本體色彩的“道”，就隻能是一種渾融的根本法則。如硬要以西方本體論形容，就隻能說，它是既“唯物”也“唯心”的混合物。當然，劉勰的“道”論有較多唯物成分，但也確有神秘唯心因素。這種弊病，又為此前的“道”論所共有。《古文尚書》就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危”；《荀子·解蔽》也謂“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老子》形容“道”是“恍兮忽兮”、“不可致詰”的“夷”、“希”、“微”；《周易》一方麵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同時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注之為“不可以形詰”、“數自冥運”、“不知所以然”；即使是頗具唯物色彩的《管子》之“道”，也是“莫知其極”（《管子·藝術》）；《淮南子·原道》，也謂“道”乃“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如此等等。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劉勰“道”論染上一點神秘意識，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把“道”拔高為現代化的“必然性”、“自然規律”。古人怎能達到這等思想高度？
那麼．《原道》的意圖究竟何在呢？從“文之為德也大矣”的論述看，《原道》確有抬高文學地位的意圖。紀評就早已指出，《原道》“首揭文體之尊”。但最高的“文”畢竟是“經”。從《序誌》和《樞紐》各篇有關論述可知，劉勰是先確立經典作為“正末歸本”的典範，高抬“經”的神聖地位，才開篇論“道”的。因為“經”是“道”的完美體現，表現的是“恒久之至道”。由此可見，劉勰的著眼點和著重點，不在“道”而在“經”。因此，我也不同意說《原道》“是全書立論的基礎，是整個理論體係的奠基石”。在我看來，真正的奠基石，乃是《征聖》篇“聖文之雅麗，故銜華而佩實”命題．及其具體化《宗經》中的“六義”。這才是《文心》全書真正的邏輯起點。整部書都是在發揮這些基本範疇和基本命題。這些豐富的內容，從神秘難測的“道”中引申不出來。持前論者是據《原道》數言“自然”，而視《原道》為“審美基石”的。誠然，“自然”觀念是劉勰為救弊而提出的很有價值的思想。但從《原道》全文看，這種思想並成為為貫穿主題，《文心》全書雖然也有幾處談到“自然”，同樣也未能成為貫穿思想。因此，我很讚同石家宜先生的觀點：“‘自然’思想始終沒能成為《文心》支配思想”。我也不同意把劉勰所論“自然”，等同於《老子》與《淮南子》的“自然”。那裏的“自然”屬本體性範疇，與“道”同義。而劉勰之“數言自然”，卻多是日常義之“自然而然”。那些“自然”乃取純然無為之意。而劉勰的“自然”，卻是有為創造的，所謂“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序誌》），否則就沒有文章了。他隻不過是主張在創作中去除過分矯飾罷了。也許在劉勰心目中，“聖文之雅麗”就是標準的“自然”。說《原道》以“自然之道”改造了聖人之道，突破了“文以載道”的模式，恐也太過。實際上，我們從“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等語來體味，這神秘之“道”的主要表現，就是儒家的禮教。隻不過這“仁孝”要出於真情，而不能“真宰弗存”（《情采》）罷了。這與玄學的“名教本於自然”，又有某種呼應。《文心》雖然主要是從文章角度“征聖”、“宗經”，無意直接弘揚儒道，但從全書看，他是從不主張脫離儒道的。
2、“論文敘筆”究竟處於什麼地位？
眾所周知，我們民族傳統的思維認識方式，是注重實際應用。這也影響到對文體的態度。郭紹虞先生講：“文體分類的開始，由於結集的需要。”這當然很對。但是否還有另一個原因，即為了寫作。文體的基本特征，其實就是該文體最基本的寫作方法。隻有把握文體特征，才能寫好這種文體。所以，早在結集需要之前，人們就開始討論文體了。孔子詩論“思無邪”、“興、觀、群、怨”，也就是從思想內容和鑒賞效果角度論文體。揚雄論“賦”，也有這個目的。到魏晉以後，隨著文學的自覺和發展，這兩種需要同時增強，於是文體論大盛。始則有《典論·論文》之論；繼則有《文賦》之論；後有《流別》、《翰林》的分類編纂；以至有劉勰《文心》文體論的集大成。所以，劉勰的重視“論文敘筆”不是無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