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如上述，《文心》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古與今、通與變的關係，這也是劉勰《序誌》篇的夫子自道。我曾在《理論體係新探》一文中，稱《序誌》“為綱中之綱”、“理論體係的藍圖”，它有助於我們抓住《文心》的主要矛盾。《序誌》尖銳批評了近代不良文風：“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逐訛濫。”紀評正確地指出：“全書針對此數語立言。”劉勰對前代文論的批評，也是它們“不述先哲之誥”。既然不良文風的根源在於“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脫離了經典所確立的寫作常理常法（也即“正體”），那麼救弊方案自然是正末歸本、尋根索源，向經典法式學習。於是，便順理成章地確立了“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的“文之樞紐”。對“樞紐”五篇的所有誤解，都來源於脫離上述主要矛盾。所謂“三正二負”的關係，決不如想象的那麼複雜、神秘，它不過是“正末歸本”綱領的邏輯展開。之所以把“正緯”、“辨騷”列入“樞紐”，也並非如有人所猜測的，與經書關係較為密切，對後世發生較大影響，借以解決由經典到創作轉變的關鍵，而恰恰在於樹立了“正末歸本”、“昭體曉變”的範例。在劉勰看來，最早“離本”的文，一是“緯”，二是“騷”，所謂“楚豔漢侈，流弊不還”（《宗經》）。所以要從根本上求“正末歸本”，就不能不對“緯”和“騷”作出批判，這也是一種“尋根索源”。有人認為，《辨騷》是強調“變”，恐不確切。劉勰對“變”有分析有限製，對“異乎經典”的“變”是反對的。所以，《辨騷》強調的不是“變”，而是變而“不失其真”、“不墜其實”，是“變”不失“正”。至於說隻有前三論才是總論，那更是失之千裏。基於以上認識。我很同意石家宜先生的論斷：“‘正末歸本’即以‘正體’來糾正‘失體’的末流，正是劉勰商榷文術的主要出發點和構造體係的基本思路、基本傾向。”我想借此發揮，它也是整個《文心》體係的基本思路、基本傾向。
正是這“正末歸本”的根本指向，決定了劉勰在“文之樞紐”中提出了以經典為寫作典範的“銜華佩實”基本文學觀；在上篇論文敘筆中，從文體特征角度“曲昭文體”；在下篇暢論文術中，從寫作法則角度“昭體”、“曉變”。這一切，又決定了《文心》的“好辯”和“彌綸群言”姿態，表現出“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的“體大慮周”的文學原理論的整體功能和特性。這就是《文心》體係的大貌。在今天來看，他對常與變、古與今的“折衷”處理，包含著一定的樸素辯證因素。但對以經典為代表的“有常之體”盲目推崇和絕對化，又終於使他不能將辯證法貫徹到底，因而也不能從根本上救弊。劉勰的“因”與“革”，均以“經”之“正體”為準，與我們今之繼承與革新思想也大有區別。而唯物辯證法認為，常理常法也不是永恒的．也應隨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還應看到，《文心》主“變”的思想，顯然深受《周易》“通變”觀的影響。但《周易》就存在“無往不複”的循環論和複歸傾向。這種傾向，至今仍積澱於現代中國人心中，往往成為社會變革的阻力，值得人們引以為戒。
四、怎樣還原才能忠實於原著
周振甫先生在一次學術會議發言中曾談到，研究古代文論，應該區分對原著的清理與闡發，深得與會者響應。塗光社先生在《文心十論》中也曾倡導：“必須分清何處是古人的認識和成果．何處是今人的探索、演繹和改造。”前一方麵就是還原，即忠於原著的梳理；後一個方麵就是闡釋，即對原作的辯證分析和揚棄。但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把這二者攪混在一起，許多認識分歧每每由此而生。如大家都聲稱，《文心》的理論體係應該是它本身所故有的，而非論者主觀強加的，但卻說《文心》的理論體係，是圍繞“物、情、言的關係”而展開，恐怕就有違劉勰的本意。這隻能是論者根據現代文論整理、發現的思想。《文心》中也確有這一思想，但決非劉勰建構理論體係的框架。這種解讀，就是混淆了還原與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