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蘭州曆史上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惠帝建文元年（1399年）肅王府由甘州移駐蘭州，蘭州的政治地位隨之顯要。以“金天觀戲台院”的創立為標誌，蘭州的戲曲演出活動已進入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在此之後陸續出現了上溝“朱氏祠堂戲樓”、龍尾山末端的“太清宮戲樓”、青城的“財神殿戲台”、“西會館戲樓”及“龍王廟戲樓”（以上戲樓均建於明代）等一批有相當建築規模的演出場所，表明戲曲演出活動已成為蘭州人民文化生活中的重頭戲。
清代以來，隨著封建廟會祭祀活動日益盛行，蘭州城鄉出現的寺廟、道觀、宗祠、會館大大小小不下數百座，在這些場所舉辦的祭祀活動中，戲曲演出是酬神、娛神的主要祭祀禮儀。專供戲曲演出的戲台、戲樓或棚舍、館所就成為附設於這些場所的配套建築。如興建於乾隆十八年（1754年）的“青城城隍廟戲樓”，修葺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府城隍廟戲樓”，修建於嘉慶初年（1796年）的“貢馬井老爺山戲樓”，建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白雲觀戲樓”以及同治、光緒年間大量興起的數十座戲樓、戲台。當時的蘭州可謂“處處有廟，廟廟有會，會會必演戲曲”。清代臨洮籍文人魏椿在其《五泉山竹枝詞》中這樣描繪四月八浴佛節會戲：“彩樓鎮日奏笙簧，優孟衣冠最擅長，看罷人人都說好，攜樽又上二郎崗。”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時戲曲演出的繁盛景象。
與蓬勃興建的戲曲演出場所相比，有關蘭州戲曲伶人的活動情況在官方典籍中缺乏記載，即便出現在個別文人筆下的零星記錄也是少之又少。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甘肅臨澤縣黃家溝出土的石碑記載了蘭州伶人黃三（唱旦角），在明代萬曆年間成功調解一起村民爭水糾紛後，應邀到當地“渠戲班”授藝演出之事。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蘭州秦腔“聚義班”曾應新疆都統陳鶴林召請，赴新疆迪化縣（今烏魯木齊）勞軍演出。清同治十七年（1660年）前後，著名戲曲理論家李漁在遊曆蘭州時，將蘭州一王姓姑娘（時年14歲）收為家班藝伎，人稱“蘭姐”。李漁對她的表演大為讚歎：
“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蘭姐當時隨李漁離蘭學藝，成為名重一時的江南戲曲坤伶。清嘉慶初年（1796年）出現的佚名氏的《觀劇日記》。其中記述了乾隆末年的“甲寅、乙卯間”（即1794年～1795年），昆曲戲班“秀元部”曾一度在蘭演出。主要演員叫五福官，演出劇目有《荊釵記》、《別祠》、《西樓記·空泊》、《雷峰塔—水鬥·斷橋·合缽》等。
從上述戲曲演出活動的零星記載及其蛛絲馬跡，進一步探討西秦腔的發展源流，我們有理由相信，遠在明清之際，秦腔不僅在甘肅大地上廣為流播，而且已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明代萬曆年間《缽中蓮》傳奇抄本中，注明有一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詞，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體。清末徐珂《清稗類抄》第三十七冊“戲劇類”記載：“北派之秦腔，起於甘肅，今所謂梆子者則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蓋所用樂器以胡琴為主，月琴為副，工尺咿呀如語。”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活躍在蘭州的戲曲伶人受地域環境的影響，一時形成了“重生輕旦”的審美和抉擇標準，表演重工架，演唱以蘭州字調行腔，其古拙、平和的風格與陝腔的委婉華麗大為不同。
到了清同治光緒年間，在蘭州名重一時的演員生、淨耆宿三元官及其高足福慶子和陳德勝，還有須生兼旦角演員來喜子、旦角桑大嘴、須生兼淨唐華、俗稱八娃子的史月卿等人，掀起了蘭州秦腔演出史上的第一個高潮。其中，關於三元官的一則逸聞趣事流傳甚廣、也最為膾炙人口。
據說蘭州“駘蕩”客棧的老板牟掌櫃因為特別喜歡聽他唱戲，與他成了換帖弟兄，自願負責他的衣食起居。
有一天，三元官在五泉山廟會演《草坡麵禮》中的嶽飛。牟掌櫃備好午飯夾肉鍋盔給他送去。走入後台，平日混得很熟的劇組成員一個個緊張地各自忙碌，對他視若無睹。再看三元官老先生頂盔束甲，披袍掛髯，正坐在戲箱上凝然沉思，儼如一尊天神，一派威嚴不可侵犯的樣子。牟掌櫃幾次搭話，三元官卻一直不動神色，將他晾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他耐著性子又一次懇求道：“大哥，這是我給您買的肉夾鍋盔，你湊合著吃一點，好上場！”豈料三元官“哼”了一聲，不但不領情，反而對著牟掌櫃摔了一袖子，弄得他羞愧難當，掩麵而去。演出結束後，三元官回到店裏，麵對黯然神傷憤恨交加的牟掌櫃，他婉言相勸：“賢弟啊，你消消氣。豈不聞國有國法，行有行規，戲台如神台，梨園中人講究的是裝龍像龍，扮鬼像鬼。那時為兄不是我三元官，而是大元帥嶽飛，滿腦子籌劃的是如何理屈蠻夷的退敵之策，怎能吃你的肉夾饃。賢弟與兄不同行，不知為兄之心，今日將話挑明，望祈諒解！”牟掌櫃自此更加敬重三元官的品行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