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種特殊的政治地緣關係，使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無法選擇他們的生存環境，但在應對戰爭、動亂、奴役等一切黑暗勢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苦難時，他們沒有回避，而是選擇了承擔、背叛和抗爭。這種直麵現實不向命運低頭的精神負荷久而久之，正如“花兒本是心上的話，不唱由不得咱家”，就必然借助藝術的強力釋放和宣泄以求得一種精神支點和情感慰藉。
史載李自成進京後，不喜昆曲，令人“操阮、箏、琥珀”，唱“繁音激楚、熱耳酸心”的“西調”，一邊情不自禁地以手擊節輕聲合歌。或許，隻有“西調”才能複活當年他打著“均田免糧、劫富濟貧”的旗號，滿懷豪情率領甘涼子弟馳騁疆場、浴血奮戰的崢嶸歲月。這裏的“西調”就是秦腔。這種藝術隻能屬於廣袤而苦難的大西北，它是西北人民百折不撓的生命意誌紮根於深厚文化土壤中的一次美麗而燦爛的綻放。
從十二世紀開始，古長安雖不再作為曆代王朝的京畿之地，從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曆史舞台上淡出，但在隋唐以前，以長安為中心的黃河中上遊地區的文化積澱畢竟太深厚了。在這片土地上，當崛起於隴東的秦人建立了第一個封建集權國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宣揚儒家思想和強化封建統治結合起來之後，儒家思想所宣揚的忠孝節義，開始在一幕幕王朝更迭的曆史煙雲中粉墨登場，被統治階級竊取為愚弄人民的教化工具。至高無上的帝王觀念竭力規範臣民的主體意識，達到封閉全社會思維天地的目的。但儒家思想並不像人們所理解的那樣溫良敦厚、唯命是從。孰不知儒家思想中高揚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精神常常弄得統治階級惱羞至極。上對皇權，下對自我，它如同一把無情的雙刃劍，既有一味愚忠放棄抗爭的奴性卑賤，又有拋卻愚忠為皇權所不容的拚死抗爭。儒家思想中這一剛正不阿的文化品格，生動地體現在秦腔藝術的構成因素和表現形式中。行當的文與武，角色的正與邪，事件的是與非，唱腔的剛與柔，廟堂與民間的對抗統一，崇高與滑稽的映襯比照，無不為一種“悲”與“憤”的審美情緒所凝聚和綰結。當廣大人民群眾飽嚐血腥和苦難時，民族矛盾、社會衝突的日益激化就會點燃他們身上罕見的剛烈和堅韌，忠烈和叛逆的潛流在他們的血脈中賁張。《五台會兄》中的“不願在朝陪王駕，脫去蟒袍換袈裟”，以及《鍘美案》中包拯不懼皇權、為民做主伸張正義的情節，反映了當人民群眾的忠烈受到侮辱和踐踏時，他們就會決然地選擇叛逆和出走。正是這種緣於正與邪、忠與奸在生死較量中爆發出的不顧一切的抗爭意誌，決定了秦腔的“怒掙喊唱”的藝術特點。
是的，戰爭以及各種天災人禍可以毀滅有形的物質的東西，但它卻無法阻止人類在依托生命自身以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的文化傳承，縱然肉體消亡，但作為人的精神魂魄不滅，它會激勵感染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前仆後繼地去完成文化傳承的使命。
明清之際，在孕育和滋養了華夏文明的涇河、渭河流域，西安、蘭州，一東、一西，成為秦腔班社和藝人彙聚並向周邊擴張的兩個大本營。
在這片以儒鑄魂的熱土上，廣大人民群眾成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觀念的承擔者、實踐者、受害者和反抗者。千百年來，多少英雄豪傑力挽狂瀾的偉業壯舉和無數征夫怨婦血淚交迸的人間傳奇，有些名載史冊，有些湮沒不彰，其精神魂魄均化為生於斯長於斯的秦人口中的長歌短吟，在這片廣袤的皇天厚土之間隨風宛轉，激蕩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