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版式。宋代浙本多白口(書葉中間折疊的地方為版心，版心中印有黑線的稱黑口，不印黑線的稱白口，版心中間刻有文字的稱花口)，絕大多數是單魚尾(在版心中縫刻有記號，版心有一個符號的稱單魚尾，版心上下方各有一個一的稱雙魚尾)，左右雙邊(書版的四邊界格稱邊欄，隻有一道粗線的稱單邊，在粗線之內又附一道平行細線的稱雙邊，上下左右皆為雙線的稱為四周雙邊)，書名卷次多在魚尾下方：建本早期多白口，左右雙邊，中期以後多黑口，四周雙邊，並且開始有了書耳(邊欄的左上方，刻有長方形的欄格，其中記刻書的篇名，稱為書耳)：蜀本大致與浙本相同。元本多為粗黑口。明初因沿襲元刻，多黑口，正德、嘉靖以來，由於摹宋，又多白口，以後黑白兼有。清本則白口、黑口、花口均有。又如紙張，宋代的麻紙、桑皮紙，明代的白棉紙、竹紙，清代的開花紙、毛邊紙，均有其特點。弄清這些特點，對於鑒定版本極為有用。再如避諱。封建皇帝用某個字作為他的名字，別人就得將這個字改寫，或空字，或缺筆，以回避帝王的名字。由於各朝的諱字不同，也為版本的考定提供了旁證。
鑒定古籍，還要注意辨別真偽。好的版本既然有人肯出重金求購，就難免有投機者作偽，以出售所謂“善本古籍”以謀求高利。
明萬曆間高濂在其《燕閑清賞箋》的“論藏書”條中說：“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板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疑當作鹿：粗)紙，筒卷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日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將新刻板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黴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汝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
或以鐵線燒紅鏈(錐)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一轉折：種種與新不同。
用紙裝襯，綾錦套殼，人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遵生八箋》)高濂雖然說的是16世紀末時的情況，但對於偽造古籍舊本來說，卻是很能說明其作偽的方法和具有的代表性的：同時也說明投機者偽造古籍版本由來已久。這種偽作的古籍流傳至今，為今人鑒別古籍版本造成了更大的困難。
由於蟲蛀、鼠咬、受潮、發黴等種種原因，古代典籍常有發生殘缺的情況，舊時一些書商便設法改頭換麵，挖改目錄，以殘充全。
這樣的書，一般常是挖改原書卷端、卷尾的原刻卷次或裁改原書的目錄葉，以使現存的內容與目錄相符。如原書本40卷，缺佚兩卷，書商便將其挖改成38卷，冒充足本。在鑒定時，一定要查清卷數，看一看目錄上有無挖改的痕跡，再根據書目、序跋等加以比較。
舊時書商還常以挖改描補的手法，將較晚的刻本進行“加工”，冒充早期刻本或稀見的珍本。如以明代的覆刻本，撕去其明代人的序跋、書名葉，挖去其有明代紀年的刊行題記，用筆描補被挖殘損的邊欄、行線和卷尾、版心的文字：有的加蓋偽刻的版記或記載版刻年代的印記，以充宋元原刻。有的直接將宋元之間、元明之間版刻風格相似的刻本書籍，或後代覆刻前代舊本的書籍，撕去後來朝代序跋，藉以偽充前代舊刻古本。朋友有一部線裝本《詩經》，一函四冊，裝訂十分考究。翻開副葉，馬上出現了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的《詩經傳序》，給人一種宋版的印象。可是朋友還有另一部線裝《詩經》，與那部《詩經》是同一個版，裏麵也有朱熹的序。不過這部《詩經》翻開副葉，出現的卻是“同治十一年，山東書局開雕，尚誌堂藏板”的印記，還有“山東書局校刊詩經官紳職名”，之後才是朱熹的“詩經傳序”；此書最後還附有“詩經校刊記”，用清代的其它版本加以校訂。據此，我考慮那部隻有朱熹序的《詩經》很可能是書商采用“掐頭去尾”的方法，設法去掉印書的年代，企圖給購書者造成一個宋版書的假象。
書商為了作假，有時還有在紙上下功夫的。他們將紙予以熏、染，使之看上去古香古色，以充原刻。也有的在古籍上加蓋偽章，題寫偽跋，冒充某名家藏書、經某名家鑒定。可見我們在鑒定古籍真偽時，必須抓住蛛絲馬跡，細心全麵地進行觀察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