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戰國以前，我國就開始使用印章。南北朝時期，陽文印章逐漸盛行。陽文印章上的文字凸起，印出來的字是實體，可以說是雕版印刷的先驅。因為一個印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塊放大了的印章的印麵。雕版印刷就是依照捶拓的方法，在刻成陽文反字的印版上刷墨、鋪紙，再在紙上用平整的棕刷輕勻地施加壓力；這樣，整版的文字就清晰地印在紙麵上了。這正是捶拓與治印基本方法的完美結合。大約在北宋仁宗慶曆(1041-1048)年間，我國古代著名工匠畢昇在雕版印刷的基礎上，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
雕版印刷使圖書的大量複製成為可能。一塊書版，可以成百上千張地刷印。由於用作雕版的木質材料一般較好，有的還經過技術處理，使不少書版得以長期保存。書版如果有局部的損壞，還可以通過在損壞處鑲嵌木塊等方法修複，再行刷印。如南宋國子監刻書的書版，到了元代，被運至杭州西湖書院，稍事修補後，繼續刷印。明洪武八年(1375)，又將那些書版運至南京國子監，再次修補印行。現今傳世的宋代國子監刻本，就有明代據原刻書版刷印的。因為這些圖書用經曆宋、元、明三朝修補的書版刷印，所以人們稱它們為“三朝本”。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雕版印刷的魅力。
自從發明了雕版印刷術，就有了印本書籍。我國古代的印本書籍，在紙張質量、版刻技術、字體刀法、版式設計以至裝幀工藝等方麵，都達到了極其高超的水平，是手工業印刷術中的瑰寶。
古代刻書的三大係統——坊刻、家刻和官刻印刷術發明以後，我國就出現了刻書事業。唐代刻印的書，今已存者寥寥。公元868年刻印的《金剛經》，它上麵的版畫和文字，已說明這部書是印刷術高度純熟的產物。五代以後，印刷術逐漸普及。可以說，我國圖書事業始於唐，興於五代，完善於宋元，極盛於明清，而民國以來的刻印書籍，隻是餘緒而已。綜觀古代刻書機構，則大體可以分為坊刻、家刻、官刻三個係統。它們互相影響，互相促進，推動我國古代雕版印刷事業向前發展。
坊刻
書坊，在古代，是專門刻印、發售圖書的書店，是一種具有商業性質的私人出版、發行單位。書坊的別稱，還有書肆、書林、書堂、書鋪等。書坊所刻的書，稱為“坊刻本”或“書坊本”。書坊是最先采用雕版印刷術的地方，並逐步發展成為分布最廣、數量最多、影響最大的刻書係統。官刻和家刻，都是在坊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書籍的總生產量看，坊刻本的比例也大於官刻和家刻。因此，它是古代書籍生產的基本力量，是商品書籍流通的主體。
曆史上的書坊，不可勝計。有的書坊世代相傳，曆史悠久。
如著名的蘇州席氏掃葉山房，開設於明代萬曆間，經清代、民國，直到建國後的1954年才關門。在長達四百多年的時間裏，它先後刻印各類書籍數百種。清末民國初，掃葉山房還增置鉛印、石印等新技術設備，為我國刻書事業乃至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坊刻本具有以下特點：
(1)書坊刻印的書，多為著名文集、醫書、日曆、星占、佛經、類書、兒童啟蒙讀物、科舉考試用書及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戲曲、小說、詩歌、平話、彈詞等通俗文藝作品。今天流傳下來的上述各類古代圖書，絕大多數是書坊所刻。
(2)由於書坊自主經營，刻書束縛少，因此在刻印工藝方麵，多有創新。如宋代建安的書坊，將以前分別流傳的儒家經典的注本、疏本，合刻刷印，極便閱者研讀。宋、明兩代，書坊還往往為書配製插圖，增加可讀性。甚至古書版式中的黑口、書耳及花紋邊欄，也為坊刻所創造。
(3)坊刻書存在的不完善之處，在於往往粗製濫造、錯誤百出、紙墨低劣、印刷不精。這主要是因為書坊刻書宗旨重在牟利，所以沒有官刻、家刻認真，而造成上述弊病。
家刻
家刻，指由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出資雇工刻書，也稱“私刻”。它起源於五代，至民國間尚存。今日的“自費出版”，在某些方麵，多少還帶有點古代家刻的影子。家刻與坊刻最明顯的不同在於它不完全以刻印、售賣圖書牟利。同時，由於刻書人大多以自己的名望為重，往往慎重選擇底本、親自或聘請名家對底本進行精細的校訂。因此，家刻本一般質量較好。
早期最著名的私人刻書家是五代時的毋昭裔。毋昭裔出身貧賤，一次向友人借《文選》，其人有難色。毋氏遂發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