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大都是殷商王朝利用龜甲占卜吉凶時寫刻的卜辭和與占卜有關的記事文字。製作甲骨卜辭的工具，主要是玉石或鋒利金屬刀具，有的還在契刻有文字的地方，填上朱砂，使它更為清晰悅目。甲骨卜辭中的“冊”字，像繩索貫穿著若幹片長短不同的龜片，成一冊之形，與《尚書·多士》記載的“唯殷先人，有典有冊”相符。近年，在陝西周原地區發現西周甲骨約1．5萬片，每片還有穿孔，文字中有“典冊”字樣，說明周人繼殷之後，已將甲骨文編連成冊，以便閱讀和保存了。
郭沫若的《卜辭通纂》，曾把甲骨卜辭分為世係、天象、食貨、征伐、畋牧五類。就其本質，它們是殷周王室的檔案，還不是有意識的曆史記載。但其所記，畢竟有備以事後稽核之用，今天也還可以從中了解殷周時期的曆史和社會生活狀況。其串連成冊，可以說具備圖書的某些特征；用刀具契刻文字，也可視為雕版印刷的雛形。因此，稱甲骨卜辭為最早的原始書籍，亦未嚐不可。
非正規的書——青銅器銘文
青銅器是用銅和錫合金製成的器皿。它的出現，標誌著我國社會已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這一時代，包括夏商以至戰國，即奴隸製發生、發展和滅亡的整個曆史時期。
青銅器上鑄刻的文字，稱為“銘文”。因青銅器是用金屬製成、文字鑄刻在鍾鼎彝器之上，因此也稱為“金文”或“鍾鼎文”，文字學上則稱為“籀文”、“古文”或“大篆”。
青銅器造型優美，花紋綺麗，製作精細。起先，它隻是作為工具，後又用作容器和日用器物，再後來演變成為奴隸主才能享用的祭祀用的禮器。在當時，它是權威的象征，建邦立國的“重器”，因此，有“禹鑄九鼎”的傳說。
青銅器銘文，往往記載統治者祭祀典禮、征伐記功、賞賜錫命、書約訓誥、頌揚祖先等內容。每件之上字數不等，少的二、三字，有的則多達數百字。如西周的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不少青銅器上，還鑄有貴族統治者們認為需要長期保存的重要文件和永遠紀念的重大事件，銘文末尾常有“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字樣。至於《左傳》所記昭公六年(公元前536)鄭國鑄的刑書、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晉國鑄的刑鼎銘文，都可算是一部法律專書。因此，著名古文字學家羅振玉曾說：“彝器文字，上古之載籍也。周秦西漢之金石刻，雕版之前之載籍也。”即認為金文就是古書。
誠然，不少青銅器銘文，本身就是一種珍貴的曆史文獻檔案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研究古代文字變化的規律，彌補考訂古代社會曆史資料的不足。但青銅器本身有它的特殊用途，不是文獻信息的一定載體，同時，銘文隻是附加的。因此，它有時雖然起了書籍的某些作用，但仍不能算作正規的書。
“石頭記”——石鼓文、石經
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刻石記事的曆史。在我國，這也是一種悠久的文化傳統。《墨子》一書中，即有“鏤於金石”的記載，可見在戰國時期，在青銅器上刻字與在石頭上刻字，一樣流行。刻在懸崖和洞壁上的叫“摩崖”，把石頭加工成長方形再刻上字的叫“碑”、加工成上圓下方再刻上字的叫“碣”。現存最早的刻石，是唐代陝西鳳翔縣出土的春秋時期的石鼓。十個形狀似鼓的石頭四周，各刻有歌頌當時田獵活動的四言詩，共六百多字，字體為籀文，人稱“石鼓文”。因傳世久遠，字多斑駁漫滅，第八鼓甚至隻字不存。石鼓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箭亭內。清乾隆間的一件複製品，則放在北京孔廟(今首都博物館)的大成門內。
古代的刻石保留至今較多而影響比較深遠的是儒、釋、道三家經典的刻石。儒家著名的“石頭書”，是東漢靈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奏請正定六經文字的“漢石經”(世稱“熹平石經”)，這是儒家經典的第一次刻石，曆時八年，刻成《易》、《書》、《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六部儒家典籍。刻成後，立於太學門外，成為世人研習儒家經典的標準文本。其後，有曹魏正始年間(240-248)的“三體石經’，今不存；唐文宗開成三年(837)刻的“十二經”(公元10世紀，後唐宰相馮道第一次奏請采用雕版印刷術刻印儒家經典，即以“開成三經”為底本)，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內；後蜀宰相毋昭裔捐俸雕刻的《蜀石經》，先後刻成十三經；宋代刻有“嘉礻右石經”和“高宗禦書石經”。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成的“十三經”石碑，立於北京國子監，今存於北京市曆史博物館。
佛教曆來非常重視石刻，除大力雕造佛像外，石刻佛經有摩崖、經幢(籽經文刻在一種加工成有棱的石柱上)和經碑。比較重要的寺廟，至今都立有石刻佛經。現存最宏偉的經碑，是北京房山縣石經山上的佛經刻石。自7世紀初至12世紀，經曆了幾個朝代才告完工。7000塊石碑上，載有105部佛經的全文，約420萬字。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經典的刻石較晚，而且多是刻的《道德經》。其最早的石刻，是唐代景龍二年(708)龍興觀的《道德經》。
石刻與甲骨卜辭、青銅器銘文最大的不同是，石頭作為文字信息的載體，本身並無特殊用途，因而從本質上，它已經接近於正式的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