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乾隆年間，涇縣小嶺一帶遍布宣紙手工生產作坊。當地出產的宣紙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特別好。清人周嘉胄在《裝潢誌》中極力推崇涇縣宣紙：“紙選涇縣連四……餘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從一些詩文中可以看出清代涇縣宣紙生產的盛況。如光緒十四年(1888年)修《宣城縣誌》中，記載清代涇縣詩人趙廷輝描寫當時宣紙生產情景的一首詩：“山裏人家底事忙？紛紛運石疊新牆。沿溪紙碓無停息，一片舂聲撼夕陽。”
從詩中除可想見宣紙生產時的繁忙景象外，還可看出清代製造宣紙已采用以水力帶動的紙碓取代人工打漿的新工藝。
清代前期，宣紙生產進入了黃金時代。這個時期，有關涇縣及其附近各地盛產宣紙的記載明顯多於以往各個曆史時期。除涇縣外，附近許多地方都生產宣紙，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宣紙生產基地。
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人李應泰、章綬所纂《宣城縣誌》記載：“紙，宣、寧、涇、太皆能製造，故名宣紙，以檀樹皮為之。”據此可知，當時宣城、寧國、涇縣和太平等地都在生產宣紙。到清代中葉，宣紙以涇縣東鄉泥坑匠人汪六吉所製產品最享盛名，被時人視為珍品，世稱“汪六吉紙”或“六吉直”。
關於宣紙的傳統生產方法，前已介紹，毋庸贅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清代宣紙的製造，除采用紙碓打漿的新工藝外，在原料的取舍方麵也有很大變化。宣紙在明代以前都是以100％的青檀皮為原料製成的。但由於明代以後宣紙需求量激增，而青檀資源消耗太快，遠遠不能滿足宣紙生產發展的需要，清代便開始改變了傳統的用料方法。經過造紙工匠長期的探索和實踐，終於尋找出一條新的配料途徑，即將青檀皮與沙田稻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配製成新的造紙原料——“全皮、半皮和七皮三草”。“全皮”指全部用青檀皮，“半皮”指青植皮和稻草各占50％，“七皮三草”則指用70％的青檀皮和30％的稻草混配為辨。這種新的用料方法，不僅降低了成本，使原料的來源得到切實保證，而且檀草混合的宣紙，在某種程度上比純檀宣紙紙質更佳，紙的產量也隨之得到大幅度提高。
清代由於改變宣紙用料比例，使宣紙的品種更加豐富多彩，許多名目不同的宣紙相繼問世。清代宣紙分為淨皮、棉料、特淨三大類。有單宣、夾貢宣、棉連、劄花宣、羅紋宣等品種。規格有四尺、五尺、六尺、八足、丈二、丈六等。據《涇縣誌》
記載，到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年)，宣紙的花色品種繁多，有“金榜、玉露、白鹿、畫心、羅紋卷簾、連四、公平”等。除生宣外，還有經過加工的熟宣。清代的熟宣紙有虎皮宣、玉版宣、蟬翼宣、疊宣、刻人物透光宣、刻印透光宣、龍花透光宣、雲母宣、冷金箋、灰金箋、灑金箋、雨雪灑金蠟箋、泥金宣、珊瑚宣、冰宣、檳榔宣、素宣、朱箋等各種名目，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由於宣紙優良超群的品質和經久不變的特性，到明、清之時，它已成為朝廷和官府經常使用的公文、印刷用紙和最受文人歡迎的高級書畫用紙。清代乾隆年間(1736～1795年)，乾隆皇帝組織文人編纂了中國最大的一部叢書《四庫全書》。其中，四份正本抄錄得十分精工，而且一色用的宣紙朱欄。
許多流傳至今的明清優秀書畫作品都是以宣紙為載體。除供書畫使用之外，宣紙還被用做發榜用紙，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乾隆時代的榜紙，就是宣紙所製。清代末年，慈禧太後曾下旨抄製特大尺寸的“露皇宣”，寬約六尺，長一丈六尺，稱得上是宣紙之王，更有宮廷名畫師為它增色添彩，使其身價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