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1878年，國外考古工作者在埃及費雍等地的石墓中，發掘出一大批古代寫本和文書，分別寫在埃及莎草和紙上，共有10萬件以上。1887年，阿拉伯文專家卡拉巴塞克對這批古物的年代和內容，作了說明；維也納大學植物學教授威斯納，對這些石紙作了顯微鏡分析和化學分析：他們確定這批石紙生產年代為874～909年，成分為破布和樹皮纖維。這樣，人們便相信紙是在8世紀的阿拉伯發明的。20世紀歐洲人來到中國作了研究之後，這種認識才有了改觀，大部分歐洲人才相信造紙術產生於中國。至於埃及莎草片，雖然它的製作原料為植物纖維，但它的加工方法與造紙方法不一致，外觀形態及內部結構也不同於紙張，因此不是紙。
甘肅北部的額濟納河流域，古代泛稱“居延”
或“弱水流沙”，這裏氣候幹燥，沙丘綿延三百餘公裏。在居延的東西兩側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脈，因此額濟納河的西岸成為中國西部的一條重要通道。其下遊和居延海一帶，東西毗鄰黃河與天山，水草豐茂，適宜農牧，在漢代時是漢王朝與匈奴人激烈爭搶的寶地。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學考察團曾在這個地區作過發掘，出土漢簡一萬多枚。1973年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又在這一地區進行發掘考察，出土漢簡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枚。8月15日，在漢代肩水金關遺址中出土了兩片麻紙。麻紙出，土時團成一團，經過專家的修複展平，最大的一片長二十一厘米，寬十九厘米，紙色潔白，一麵光滑，另一麵毛毛糙糙；另一張紙長十一點五厘米，寬九厘米，呈暗黃色，近似粗草紙，經過顯微鏡觀察和化學鑒定，隻含大麻纖維。與大紙片同在一處出土的筒，最晚年代是西漢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而小紙片出土層則在西漢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以前。
這兩片紙被稱為“居延紙”或“金關紙”，比蔡倫造紙要早上進多年。
1978年12月24日，陝西省扶風縣文物部門配合農田基本建設，在太白公社長命寺大隊清理一處西漢窯藏時，發現三片古紙，其中最大的一片長七點二厘米、寬六點八厘米。它們分別被放在一種作為漆器上的裝飾品——銅泡中，出土時顏色泛黃，上麵粘有許多銅鏽綠斑，紙質結實，並有一定光澤和耐折性。據北京大學、北京造紙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們鑒定和研究，認為窯藏晶的入土時間在西漢平帝之前，紙的製造時間早於窯藏時間，可能。
是在漢宣帝的時候(公元前73～前49年)，紙的原料是麻纖維。這幾片紙被稱為“扶風紙”或“中顏紙”，比蔡倫造紙早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年。
1986年，甘肅省考古學家在天水市郊放馬灘西漢墓中叉發現一張古紙，長5.6厘米，寬2.6厘米，紙色發黃，紙上繪的是地圖，采用細黑線描繪出山川、道路等圖形，繪法與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內的帛製圖手法相近似。何雙全在《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報告中寫道：“墓葬結構與秦墓基本相同，但隨葬器物特點接近於陝西、湖北雲夢等地早期漢墓的同類物。所以此墓的時代在西漢文、景時期。西漢文帝於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在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
挖掘報告中還說：五號漢墓出土的紙質地圖片，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紙張實物，它有力地證實了中國在西漢初期就已經發明了可以用於繪寫的紙，對重新認識紙的起源、製造技術、用料及用途，有特別重大的價值。”放馬灘出土的西漢古紙，比灞橋紙的年代還要早。
1990年的冬天，甘肅考古學家何雙全先生，主持發掘的敦煌甜水井西漢懸泉遺址，又出土了三十多片古紙，其中的三片紙上留有字跡，同時出土的還有木簡一萬五千枚及其他器物近萬件。經考證鑒定，這些紙的產生也在西漢，這說明西漢時的紙已有少量用於書寫的了。
諸多文物考古發現的雄辯事實告訴人們，紙張是在西漢時出現的，它是中國勤勞智慧的古代勞動人民在實踐中摸索創造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蔡倫是造紙技術的改良者而不是發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