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語言雅俗共賞，簡潔明快，富有傳記色彩。它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曆史性很強，學者認為它是“七分事實，三分虛構”，民間也有“真三國，假封神”的說法。人物語言富於個性化，張飛的豪爽、關羽的高傲、曹操的機詐、孔明的智慧，常在簡練的幾筆勾畫中顯露出來。
二、《水滸傳》
施耐庵的《水滸傳》創作於元末明初，作者施耐庵。同《三國演義》一樣，它也是在民間故事和話本、戲曲基礎上創作而成的。作者施耐庵生活的時代較羅貫中稍早。
《水滸傳》是第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小說，全書圍繞“官逼民反”這一線索展開情節，表現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壓的“好漢”揭竿而起，聚義水泊梁山，直至接受招安致使起義失敗的全過程。這部小說最閃光的思想在於：它將封建統治者視為“盜賊草寇”，對起義農民給予充分肯定，並深刻揭示了農民起義的社會根源，即上至皇帝和高俅這樣的大臣，下至大小官吏的橫行霸道、昏庸無能，致使民不聊生，尖銳的階級矛盾逐漸加深，最終導致農民起義。
《水滸傳》依據人物的社會地位、生活經曆，描寫人物的行動、語言，塑造出許多血肉豐滿、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在塑造典型性格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水滸傳》善於通過人物的行為、語言來揭示其複雜的內心世界，這一手法源於話本。因為話本形式特殊，它不允許對人物外貌、內心活動做遊離情節外的過多交代，而要求通過語言、行為、矛盾衝突表現人物的個性。《水滸傳》不僅繼承，而且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手法，使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如林衝抓住高衙內欲打又不敢下拳的瞬間，就包含了他微妙複雜的心理鬥爭過程。
在表現相近人物的個性時，小說常用同中見異的表現手法，來區別他們的不同。魯達與李逵的個性都豪爽粗獷，又粗中有細，但細比較起來，卻相差甚遠。李逵的“細”中顯得天真、可愛，如他初次見宋江遲遲不肯下拜，原因是怕受戲弄；而魯達的“細”中則見江湖的老道和經驗，如打死鎮關西後說他裝死，機智地逃走就是很好的說明。
《水滸傳》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將人物置身於不同的環境中，通過他們不同的經曆、身份來表現他們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反抗道路。像林衝、楊誌、魯達同為軍官，林衝生活優越，安於現狀，但同時他又具有耿直、俠義、不甘居人下的個性，因此，在一再被迫害，一再退讓之後，終於一怒衝天，雪夜殺敵，奔赴梁山。將門之後楊誌滿腹功名利祿，麵對仕途的曲折，高俅的排擠，他寧可委曲求全，直到一切後路斷絕，才不得已上了梁山。與他們相比，魯達的反叛更具主動性，這與他酷愛自由、豪爽、好打抱不平的個性與現實社會根本對立有直接關係。
因為來源於話本，《水滸傳》的語言具有口語化的突出特點。這一特點使得它的語言明快、洗練、生動、準確、富於表現力，並在個性化上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三、《西遊記》
《西遊記》是在經無數民間藝人和作者付出巨大勞動之後，於明朝中葉，由吳承恩最後完成。它是中國神話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是中國古代神魔小說的巔峰之作。
《西遊記》是一部神話小說。神話小說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的方式與其他小說是有顯著區別的。它采取現實生活的矛盾作小說題材，不但經過典型化，而且經過抽象化。它模擬了一個秩序井然的神仙世界，這個神仙世界卻帶著清晰的現實社會的影子。濃鬱的浪漫主義是《西遊記》的基本藝術特征。書中作者幻想了一個超自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神話人物、他們的神奇法寶和所處的環境又大都有現實的基礎，同時在神奇的形態下體現了人們的某種意願。在各色神魔形象的塑造上，既表現他們超自然的神性和動物屬性，又能找出社會化個性的蹤影。像孫悟空靈活多變、急躁、好動的個性，分明就是猴的特點，這一動物特性與他樂觀反叛的人格化個性和諧地融為一體，使作品既有色彩瑰麗的奇想，又有細節的真實性。
《西遊記》100回，大致分三部分。
前7回中寫石產仙猴、鬧龍宮、鬧地府、鬧天宮，主要是寫西天取經的保護人孫悟空的非凡出身和神通廣大的本領，突出體現了全書戰鬥性的主題，也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孫悟空原係破石而生的美猴王，無父無母。他縱身一跳，在那水簾洞鐵板橋下發現了一個“洞天福地”，領著群猴過著“不伏麒麟轄，不伏鳳凰管，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的自在生活。他又隻身泛海，訪師求道，學得七十二般變化，一個跟頭十萬八千裏。這才向龍宮索得寶盔金箍棒，去冥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孫猴子打亂了“三界”的秩序，龍王、閻王上告天庭。玉帝“遣將擒拿”不成，又來“降旨招安”，封了他個“齊天大聖”，任做天庭“弼馬瘟”，進行欺騙，反被孫悟空識破詭計，一叛再叛，先後放了天馬，偷吃了蟠園的所有成熟仙桃，吃光了老君的仙丹，被擒獲之後又煉就火眼金星，可惜最終鬥不過如來的“無邊佛法”，被如來壓在五行山下，苦渡了五百年的艱難歲月，直至伴隨唐僧西天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