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170多字，也許現在的年輕人已經看不太懂了。這時，我突然想起20世紀70年代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中國引進了一部日本電影名叫《望鄉》。家裏照例搞到幾張票子，可是家中父親卻反常了，不像以往那樣放行，而是發出“禁足令”，說是裏麵的內容“不適合中學生看”。天啊，越是不適合中學生看的電影，中學生不越是要看嘛。眼睜睜地看著那幾張票子在家作廢了，我心裏那個氣呀，“敢怒不敢言”。於是，我這個中學生就開動腦筋想辦法，現在已經忘了是通過什麼辦法很快搞到了一張票子，居然進入電影院了。當時，懵懵懂懂地並沒有完全看明白，隻知道這是一部反映日本妓女在南洋遭遇的電影，隻記住了那個曾經的妓女“阿崎婆”，還有栗原小卷扮演的那個漂亮的女記者。說實話，“阿崎婆”的故事當初並沒有給我留下什麼深刻的感覺，反而覺得父親“多事”，“沒有什麼嘛”！而栗原小卷在相當一個時段裏都是我的“夢中情人”，是我後來談戀愛要找的“標本”。此話打住。
後來，在日本讀了日語原版的《山打根第八號妓院》，才知道電影《望鄉》就是據此改編的，才知道不僅僅是戰爭時期，早從日本江戶幕府末年到明治時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大正中期，日本就有不少年輕婦女背井離鄉，漂泊到海外賣身謀生，她們的足跡北至俄國的西伯利亞、中國大陸，南到東南亞各國，甚至有人到達印度、非洲。可是，我一直都沒有看到有關日本妓女在中國賣身的資料。這次看到了。就是開篇抄錄的那段文字。時間，大清王朝的“光緒初年”，也就是日本的明治年間。地點，上海外白渡橋。花小錢，芳齡16歲左右的日本妓女可以給中國人吹拉彈唱，“索笑調情”，多花幾個錢，這些日本妓女可以給中國人“真個銷魂”。中國上海的紈絝少年們當時“尋芳者趨之若鶩”。後來，日本漸漸強大起來了，“不欲留此汙點於海外，由領事強迫回籍”，於是這邊的“五陵少年”們發出了“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的頹廢卻也有深情的感慨。
據說，日本今天一萬日元大票上的人物福澤諭吉說過這樣的名言：“日本對付亞洲有兩種武器，一是槍，二是娘子軍。”我要聲明，我沒有從福澤諭吉的原著上看到過這句話，那麼著名的啟蒙思想家，能夠講出這麼沒有廉恥的話嗎？即使有想法，也不能說出來呀。我還是存疑的。
曾在上海做諜報工作的日本人高橋謙在《中國時事》一書裏麵有這樣的描述：明治19年（1886年，光緒十一年），日本邦人定居上海的有700人左右，除了郵船支店、三井物產支店、樂善堂藥店和兩三家雜貨鋪之外，過半數是娼妓館。她們的生活來源支柱就是皮肉生意，
還帶動了周邊飲食、旅館、雜貨業的繁榮。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概因為“國力日臻強盛”，日本政府一度下決心推行廢娼令，但效果和影響並不理想。一則是海外妓女遍地開花，日本政府鞭長莫及；二則是日本對廢娼後的新生政策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安排。海外妓女“從良”後究竟如何生活，這個最關鍵的問題成為空文，即使領事們帶回國一些妓女，這種廢娼令也難見成效。
還有這樣的故事。在日本敗戰後的上海，一群日本妓女如熱鍋上的螞蟻，她們卷著金銀珠寶，卻不知道路在何方。她們坐在人力車上，任憑車夫在上海馬路上四處遊逛，到夜深人靜，車夫已經精疲力竭，而日本女人腦海裏依舊一片空白。最後車夫問：“妹妹，你到底要去何方？”日本女人回答：“妹妹無處可去，隻請哥哥收留。”同是天涯淪落人，車夫生活在大上海社會的最底層，謀求溫飽尚是問題，天上突然掉下個有錢有貌的妹妹，此等好事何樂而不為？於是乎，雙雙鑽進車夫在黃浦江邊搭的破茅屋。翻閱1945年日本敗戰後的上海舊報紙，這類的“喜劇”故事隨處可見。
說到這裏，我想給中國電影界的“大腕”導演們提一個建議：不要隻拍攝類似“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戕害我中華民族的血淋淋往事，讓中國人感到慘不忍睹，心裏也堵得慌。可以適當拍一些日本近現代曆史上女性到海外、到中國從事皮肉生意題材的電影，一方麵讓中國人的知識層麵更豐富一些，另一方麵也加深認識我們領袖們的結論：“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